虽说是破四旧，实际上就是抄家。并且自此以后，街道上便勒令杨敏如的母亲，每天早
晨去扫街。她原本出身贫苦，一直参加劳动，现在却被当成有罪的资本家，心灵深处该是多
么苦楚。罗沛霖和杨敏如也不忍心看着年近七十的老人，每天早晨去扫街，于是便想离开东
养马营 。正好，四机部在百万庄有一座三层楼的房屋，虽说只有三间，杨敏如也还是让罗
沛霖向部里提出，把家搬到那里去。部里房管人员说，罗沛霖主动减少房子，很好。他们并
不知道，罗沛霖家从东养马营搬到百万庄，是希望借此能够安静下来。但罗沛霖也还是有些
顾虑，他对杨敏如说：
        “我们这次搬到百万庄去，离宪益家太近，恐怕要惹麻烦。”
        “惹不惹麻烦，那是以后的事。”杨敏如说，“搬家后，先说母亲暂时不再扫街了。”
        还没等家搬到百万庄那边去，一天黄昏，戴乃迭身穿一身蓝制服，骑一辆自行车，慌慌
张张地来了，进门见了杨敏如，便说：
        “沛霖呢，沛霖呢？”
        “沛霖上班还没有回来。”杨敏如看戴乃迭一副急切的样子，便问她，“找他有什么事？”
        戴乃迭急忙递给杨敏如一张纸条，说：
        “这是宪益让交给沛霖的。”
        杨敏如接过纸条一看，只见上面潦草地写着：“他们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明天要打死
我，你快去找徐冰。”杨敏如匆匆看过，便赶紧把这张纸条藏了起来，她是担心母亲看见了
害怕。戴乃迭没再说什么，便急慌慌地骑上自行车走了。显然，她是偷着来通风报信的。
        罗沛霖下班回来了，杨敏如便把戴乃迭送来的那张纸条让他看了，并且用一种极为恳切
的口气说：
        “沛霖，你可一定要救我哥哥。”
        杨宪益自从在重庆由罗沛霖带着去看过徐冰以后，他便按照徐冰的要求去工作了。解放
以后，他在南京市政协做统战工作，后调北京，和戴乃迭一起在外文局专事翻译工作。不算
以前译成英文的《资治通鉴》，郭沫若的《屈原》，鲁迅的《野草》、《彷徨》，以及《老
残游记》等，杨宪益和戴乃迭英译唐宋小说及元人戏曲多种，另译有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曹雪芹的《红楼梦》等。译成中文的有荷马史诗《奥德修记》、魏吉尔的《牧歌》、阿里士
托芬的《鸟》、罗马喜剧《凶宅》、萧伯纳的《凯撒与克丽奥帕特拉》和《卖花女》等近百
种。徐冰曾推荐罗沛霖和杨宪益列席第二届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961年罗沛霖还和杨
宪益一起去看过徐冰。1963年，杨敏如作为民盟盟员参加过中央统战部双周座谈会，徐冰把
杨敏如介绍给李维汉、平杰三，说：“这是杨敏如，她的哥哥杨宪益是我们的老朋友，翻译
了很多的书。”徐冰可以说是杨宪益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个领路人，现在是中央统战部部长。
罗沛霖连晚饭都没有来得及吃，便赶紧打电话给徐冰，但是联系不上。于是，罗沛霖又给杨
宪益打电话，虽然不便在电话中多说什么，但还是想再问一问情况，把情况了解得尽量详尽
准确一些，这样才能便于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
        “我听见毛主席说，杨宪益不是坏人。”杨宪益在电话中说。
        “你在哪里听见的？”罗沛霖在电话中问。
        杨宪益并不说他是从哪里听来的毛主席的话，只是再三说毛主席说杨宪益不是坏人这句
话。后来才知道，杨宪益被揪出来批斗，一时紧张得了“幻听”，耳朵里总是听到毛主席说
“杨宪益不是坏人”。
        和徐冰联系不上，罗沛霖急忙吃了饭，便骑车到刘寅家去，请求予以帮助。刘寅让罗沛
霖去找部里保卫司司长潘延亭。罗沛霖便又立即去找了潘延亭，潘延亭给罗沛霖出主意，让
他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待站。
        罗沛霖先回家中，写了一份书面材料，然后带着材料骑车去西安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
理局在那里。已是夜里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门口灯火通明，罗沛霖见有女红卫兵把守，
便上前向她们说明事由。女红卫兵听说这材料里面涉及到外国专家，便让罗沛霖进去见接待
人员。
        罗沛霖见到的那位接待人员，原来是四机部的机关干部，他不仅知道罗沛霖，而且知道
罗沛霖认识陈伯达。陈伯达调查电子工业发展情况时，罗沛霖参加了。现在陈伯达是中央文
革小组组长，有事找他，自然容易解决，他只要批几个字就行了。这位接待人员让罗沛霖给
陈伯达写了一封信，并说保证即刻送到。罗沛霖表示了谢意，这才骑上自行车，回家休息。
        杨敏如一直等着罗沛霖。当罗沛霖回家后向她讲了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待站的情
况，她不仅非常理解罗沛霖的做法，而且在内心深处，更加深了对罗沛霖的敬爱之情。当杨
宪益遇到危难，罗沛霖没有抱怨，没有推诿，而是挺身而出，不辞辛苦，连夜奔走，向上级
反映情况。他生怕下面违背政策，认为只有和上级取得联系，才能救得了杨宪益。后来外文
局的红卫兵在批斗杨宪益的时候，指斥他不该向外面通风报信。不管怎么说，向上面反映了
情况，反正红卫兵不致于打死杨宪益了。

        罗沛霖家还是从东养马营搬到了百万庄，虽然和杨宪益家只有一站之隔，但杨敏如的母
亲可以暂时不再去扫街了。
        难怪罗沛霖有顾虑，四机部来找罗沛霖谈话，杨宪益已被外文局揪出，要罗沛霖和杨宪
益划清界限，不得往来，因为四机部是保密单位。既是组织决定，罗沛霖只能照办执行。一
天，杨宪益来看母亲，罗沛霖立刻叫他到另间屋去，并告诉他以后不要再来。于是，杨宪益
便立刻走了。
        不久，杨敏如在百万庄街上碰见杨宪益，她对哥哥说：
        “你不要怪沛霖，他也是不得已。”
        “没关系。”杨宪益说，“我其实就是去看妈妈。”
        杨宪益的孩子们，还是照样来罗沛霖家。一天，戴乃迭来了，说在北工大上学的儿子杨
烨，分配湖北鄂城，她给杨烨买了一只中国造手表，还缺一床被，能不能帮忙。杨
        敏如和母亲，赶紧弄了一床里面三新的棉被，戴乃迭又来取走了。

        1968年4月的一天晚上，杨敏如给杨宪益家打电话，没有人接。杨敏如的心立时紧张起来，
想必哥嫂家是出了事。接着便接到了杨宪益的大女儿杨荧的来信，说父母分别在一个夜晚被
捕，封了两间屋子，给她和妹妹留下一间屋子及厨房，还叫姑父母和奶奶放心。
        杨敏如和罗沛霖哪能放心，杨宪益和戴乃迭被捕，自然成了他们一件非常沉重的心事。
罗沛霖对杨敏如说：
        “我们都要向组织报告，不主动去讲，被组织知道，那就不好了。”
        杨敏如虽然忧心忡忡，却也只好点点头说：
        “向组织报告吧。”
        接着，四机部便来人了，抄走一些书和本子。罗沛霖和杨敏如都十分紧张，每天晚上睡
觉前，他们都要交换一次思想。罗沛霖说：
        “敏如，我还要再次嘱咐你，记住那两件事：一不能自杀，二不能和群众对立。”
        “你放心。”杨敏如说，“这两件事我不会忘记的。”
        罗沛霖似乎有一种不详的预感，他和杨敏如可能会被隔离审查，甚至也会被捕。于是，
他便交给在北大读书的女儿罗晏二百元钱，说：
        “万一我和妈妈出什么事，你有这二百元可以填补家用。一个婆婆，一个弟弟，要你照
应。”
        听了爸爸的嘱托，罗晏鼻子有些发酸，眼泪也快要流了下来。她点头答应了爸爸的要求
和希望。哥哥在工厂里，已不常回家，婆婆上了年纪，弟弟还小，家里生活的担子，只有她
来挑在自己的肩上了。
        不久，罗沛霖在机关果然被隔离审查，没再让回家来。杨敏如和罗晏去给罗沛霖送被子，
也没让见面。部里又来人抄家，杨敏如庆幸的是在破四旧时，已经把旧信、纪念册、诗词集、
稿件等，包括从1931年起，杨敏如写给罗沛霖的信件，全部烧掉了。来抄家的人，还分别向
杨敏如的母亲、儿女罗晏、儿子罗晋问话。
        接着，杨敏如在师大也被隔离审查。
        从此，母亲又开始在百万庄扫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