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1965年罗沛霖脱产参加了“四清”工作队。
        北京东郊电子工业企业被派去工作团，由李运昌、王诤领导。罗沛霖任北京电子管厂工
作队党委委员和副队长。他在第十车间蹲点，除了“四清”，还要过问生产。这里的生产管
理是从苏联搬过来的，当然也增加了一些中国的特色。各职能部门和生产车间不协调，互相
牵制，使生产不能顺利运行。
        在“四清”工作中，罗沛霖开始感到有些惶惑。本来，他以为自己在政治方还是明白的，
但是现在，一接触到具体方面，他就觉得无所适从了。于是，他这才知道，对于政治，自己
实际上是懂得很少的。
        厂长“上楼”了。上楼是新名词，就是停职检查，罗沛霖暂时代管生产。好在生产由职
能科室和车间具体管理，厂长不需过问很多，因此罗沛霖的担子还不算重。
        1966年4月，开始批判“三家村”。国防工业部门，也要揪出本系统的“吴晗”，显然，
罗沛霖也是四机部的一个主要目标。他接到通知，让他于5月12日回四机部机关，参加运动。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运动正式开始。几天后，四机部
贴出了两院子大字报，都是揭发批判罗沛霖的，说他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传播美帝国主义
文化。他感到吃惊，也想不通，他还不能接受这样的批评，大字报所写的内容，没有说服力，
有些更是不着边际。因为，实际上他一贯主张实事求是，以中国实际为依据，吸收各国的先
进技术。而且，他不仅这样主张，也是这样身体力行。怎么，他竟然成了传播美帝国主义文
化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运动来势很猛，罗沛霖不得不交出他平日所写的文稿。于是，又掀起了一次关于罗沛霖
的大字报的高潮。这次就不只是贴在墙上，而且还贴在临时专门搭起的长约七八十米的席棚
上。大字报的内容很广泛，除了揭发批判罗沛霖的学术思想，也涉及到了他的社会关系、家
庭出身和个人经历。罗沛霖能够看出，写大字报人的种种心理，有的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
为之；有的是想有所表现，推波助澜；有的是随波逐流，免得被人说成是落后分子。但却有
一个共同特点，大约都是为了适应运动的要求，或是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或是道听途说，
捕风捉影。罗沛霖看着这些大字报，他有些气恼，但不便表露；又感到可笑，却也没有笑出
声来。他最了解自己，他不是大字报上说的那种样子，大字报上的罗沛霖，在他看来根本不
是自己，而是另外一个人。因此，他很坦然，似乎是在看写别人的大字报。有人旁观，说罗
沛霖“胜似闲庭信步”。这种态度，自然又成了新的大字报的内容。后来，开始批判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才暂时把对罗沛霖的批判放在一边。

        和罗沛霖不一样，杨敏如就很紧张，很害怕了。北京师范大学的运动，是非常猛烈的，
中文系贴出的第一号《勒令》，就是关于杨敏如的，限她若干天内交代反动出身、反革命罪
行等等。很快，有关杨敏如的大字报就贴到了校门口；师范大学的《百丑图》上，也有杨敏
如的漫画像，戴着一顶硕士帽，帽子上拴着钱……杨敏如虽然难于忍受这些，却也无处诉说。
在白天，她要写交代材料，只有晚上回到家里，才能和罗沛霖交谈。
        “敏如，你一定要记住两件事。”罗沛霖说。
        “哪两件事，你说吧。”杨敏如说。
        “一个，不管将来怎样，决不能自杀。”罗沛霖说，“我们没有做任何昧良心的坏事，
一自杀就变成畏罪自杀。千万不可顾面子，一定要挺住。”
        想到学校贴的那些大字报，杨敏如自然感到冤屈，泪就流出来了。罗沛霖的话，让她感
到亲切、温暖，感到安慰。她说：
        “沛霖，你说得对。不能自杀，我记住了。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不可和红卫兵对立。”罗沛霖说，“你听到他们批评不对，你就想我们是
同一个革命立场，切不可出于气恼，和他们争论。”
        “这件事，我也记住了。”杨敏如说。
        “记住就好。”罗沛霖说，“只要这两件事做到了，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这以后，在更大的风暴中，杨敏如总是想着罗沛霖的嘱咐，变得坚强起来。她忍受着繁
重的体力劳动和精神的折磨，度过了那些难熬的日月。特别是在她和罗沛霖三年多的离别中，
她不仅没有闪现过一次自杀的念头，而且她也认为罗沛霖不会自杀，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再
见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