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广州的天气虽然比较炎热，给罗沛霖的感觉，还是舒畅宜人的。但他也并
不想在这里逗留。他已把提取行李的货单交给香港的接待人员黄中孚，请他帮忙，等下一班
轮船从美国开来香港后，负责把他的行李转运天津大沽口。黄中孚热情爽快地答应了，一定
妥善办理，让罗沛霖放心。
因为罗沛霖急于要和组织上取得联系，好早日把工作定下来。于是他便抓紧时间买了直
接去北京的火车票，他没先回到天津家中去，虽然他离开家已经整整两年了。
北京要比广州凉爽得多，秋天是北京最好的季节，不冷不热，天高云淡，美丽多彩。这
里，罗沛霖并不生疏，幼年时他在这里生活过多年，离开以后，也曾来过多次。但这次来北
京，他却是感到异常新鲜和激动，他的这种心情，就像当年去延安的时候一样，只不过那是
在春天，是播种的时候，现在是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是啊，春天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经过
风雨的锤炼，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北京变了，一切都变了，变得几乎已经不是罗沛霖
记忆中的北京了。在罗沛霖的记忆中，北京的天空，总是一片灰蒙蒙的；走在街上，看到人
们的脸色，也总是那种阴沉忧郁的样子；那一座座灰色的四合院墙，总是暗淡无光，给人一
种压抑的感觉，似乎让人透不过气来。现在的北京，却是一片灿烂辉煌，蔚蓝的天空，洁白
的流云，给人一种洁净透亮的感觉；街上的行人，说着笑着，有的还哼唱着歌曲；就连那灰
色的墙壁，也显得清新，闪着光彩了。
罗沛霖在教育部招待所住下后，也没有休息，就去科学院找丁瓒。丁瓒在重庆参加了中
国建社，常去南开中学津南村罗沛霖家中，他现在是中国科学院秘书长。老朋友见面，自然
都非常高兴。丁瓒说：
“你刚到北京，先休息，再说工作。”
“不，不必休息。”罗沛霖说，“请你帮我和徐冰同志联系一下，就说我从美国回来了，
想见他。”
徐冰任北京市副市长，丁瓒马上打电话和北京市政府联系，得知徐冰不在北京，正在大
连养病。丁瓒心想，罗沛霖这样的人才，应该留在科学院。但这话他没有直接讲出来，他找
来了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钱三强热情地邀请罗沛霖到科学院工作。科学院，这是科学家
的殿堂，理想的工作单位。但是罗沛霖想：工作问题，应从党和革命的利益出发来考虑，不
能强调个人兴趣。他已经做工程师工作十多年，也做出了一些科研成果，并在美国进修了高
深课程，最好是在产业部门与学术界之间做沟通工作，可能对于国家事业有所贡献。从他多
年工作的实践中，也确实感到这是个薄弱的环节。于是，他婉言推迟决定，便对钱三强说：
“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我出国学习，是奉党组织之命，学成归来，要在汇报之后，再安
排工作。”
丁瓒和钱三强对罗沛霖的这种态度，都表示理解和赞赏，便问他还有什么需要帮忙之处，
尽管提出，一定全力协助解决。
既然不能马上和徐冰联系，罗沛霖便请丁瓒帮助和王诤联系。王诤现在担任总参通信部
主任，同时还担任国家邮电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当他听说罗沛霖已经回到北京，立即
约见。于是罗沛霖便来到王诤这里。
“啊哈，容思同志，我们整整十一年没有见面了。”王诤紧紧地握着罗沛霖的手说，他
还清楚记得，罗沛霖离开延安到重庆去的时候，他让罗沛霖改了名字，不再叫罗沛霖而叫罗
容思。
“王部长，我还是把名字改回来吧！”罗沛霖说。
“好，改回来好。”王诤笑着说，“那次你改名字，是为在重庆工作减少麻烦。现在是
人民的天下，没有麻烦了，应该还叫罗沛霖。”
“王部长，虽说分别时间这样长久，我还是经常想念你和同志们。”罗沛霖深情地说。
“我和同志们也都很怀念你哟！”王诤也很动情很关切地说，“你的身体怎么样？”
“很好啊。”罗沛霖说。
“不是十二指肠溃疡吗？”王诤说。
“没什么事。”罗沛霖说，“王部长，你怎么知道？”
“你的情况，我都了解。”王诤说，“你离开延安的时候，我们不是约定，要联系嘛！”
罗沛霖没有想到，他离开延安十一年来，王诤还这样关心着自己，禁不住内心一阵激动，
眼里充满泪水，一时语塞，再也说不出话来。
王诤也沉默片刻，然后说：
“知道你要回来了。你离开天津没几个月，那里就解放了，我们的接管人员去接管你工
作过的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天津厂，也就是现在的天津电工二厂。钱文极也是接管人员之一，
他们去后找你，才知道你不久前去了美国。”
罗沛霖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
“我们现在正要成立电信工业局，把全国的电信工业管起来。”王诤继续说，“我想就
由你来负责这个电信工业局吧。”
“王部长，你了解我在延安的工作。”罗沛霖说，“我不善于人事，负不了全责。”
“你就是要负全责。”王诤信任地说，“我还是了解你的。”
“不行，不行。”罗沛霖恳切地说，“我只能做些技术工作，还是让别的同志来负全责
吧。”
王诤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罗沛霖则一再表示他只能做技术方面的工作。最后王诤说：
“那就这样吧，我挂个名字，你做副局长。现在电信工业局正在由王士光同志筹备。天
津解放以后，我们在那里成立了一个电信工业处，王士光同志任处长。副处长是王曙同志，
你在延安的时候，他在通信学校工作。王士光同志现在北京，回头我介绍你和他见一个面，
今后大家就在一起工作了。王士光同志，原在清华大学电工系读无线电专业，‘七七’事变
后没有随学校去昆明，而是入了党，在天津地下党组织中做通信联络工作。以后进入解放区，
先后在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一直做无线电方面的工作，是我们少有的无线电工程技术专家。
相信你们会很好地合作。”
罗沛霖却仍然坚持说，他只能做技术方面的工作。
罗沛霖和王士光很快便见了面，也许因为王诤给他们互相作过介绍，也许因为他们的经
历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虽然是初次见面，却像是非常熟悉的朋友一样，彼此都觉得很亲切。
王士光说：
“沛霖同志，已经知道你要回来，大家都在盼着了。”
“士光同志，我这就是到家了。”罗沛霖说，他对人们的热情欢迎，感到非常温暖。
“好啊，今后我们就在一起工作了。”王士光说。第一次见面，罗沛霖给王士光留下了
很好的印象，他没有一般从海外留学回来的人那种高傲，言谈举止很朴实。
“到美国去，就是为建设新中国做准备。等新中国一宣布成立，我可就在那里坐不住了。”
罗沛霖说，“听王部长说，天津有紧急生产任务，我可是等着分配呢。”
“王部长说了，你是从广州直接到的北京，还没有回家。”王士光说，“已经给你买好
了去天津的火车票，也打电话通知了天津电信工业处，王曙同志会去车站接你，先回家团圆
休息。至于说生产任务，就是天津电工二厂要生产一大批十五瓦的军用电台，所需电子管试
做来不及，市面上倒是好买，做发射机也还可以，但是要通话还必须采取些措施。你回来了，
和大家一起，想些办法吧。”
“好吧，我到家看看，就去工厂。”罗沛霖说。
“家里有什么困难，你就提出来，天津电信工业处尽量帮助解决。”王士光说。
于是，罗沛霖坐火车到了天津，王曙去车站把他接到家里。杨敏如母女已经知道罗沛霖
回到国内来了，就是一直不见他回家来。因此，当罗沛霖突然出现在家里，杨敏如母女和两
个孩子，也还都是惊喜不已。罗沛霖出国的时候，儿子罗昕已经懂事了，女儿罗晏正牙牙学
语。现在，罗昕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一眼看去，使罗沛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女儿呢，也
已经懂事了。罗沛霖一手抱起女儿，一手拉着儿子，说：
“你们都长高了，出息了，可也叫婆婆受累了。”
老人在一旁笑着，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沉默不语。
“光婆婆受累了，妈妈就没有受累。”杨敏如装作有意见，却又憋不住地笑了起来。
“妈妈也受累了。”罗沛霖对着两个孩子说，“爸爸要谢谢婆婆和妈妈呀！”
一家人团聚，分外喜兴。两个孩子给爸爸唱起了歌，这些歌曲多是在解放区流传开来的，
有的罗沛霖在延安时就会唱，便也随着唱了起来。这些歌曲都是杨敏如从学校学来教给孩子
们的，她也唱了起来。老人已经听过无数遍，不学自会，不由得也跟着哼了起来。
歌声飞向窗外，越过墙垣，飞到街巷，和城市上空飘散着的欢歌笑语，融合在一起了。
罗沛霖在延安时，因为和王曙都在三局工作，所以早就有所了解。王曙参加革命工作很
早，1931年夏天，杨虎城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在西安创办无线电训练班，招收青年学生，王曙
受中共陕西省委的派遣去报考，成绩及格被录取。一年后学习结业，分配到总部电台，从事
党的地下工作，直至西安事变。1937年初王曙到延安，分配到军委三局，在通信学校当教员。
罗沛霖在延安的时候，王曙已经任通信学校教务主任。后来，王曙在三局先后任干部教育处
和秘书处处长。罗沛霖和王曙在天津见面后不久，电信工业局便在北京成立了，王诤兼任局
长，王士光、王曙任副局长，罗沛霖任技术处处长。
罗沛霖回到天津，并没有在家里休息，他呆不住，他急着要到工厂去。这个新生的天津
电工二厂，毕竟是他两年前工作过的厂子，他想去看看；更主要的，他要赶紧熟悉情况，做
到心中有数，这样在完成生产任务时，就会减少盲目性，少出差错，把上级交给的工作做好。
岳母已经看出了罗沛霖这种急切要求投入工作的心情，她不仅能够理解，而且予以支持。在
一次吃饭的时候，她便说了：
“现在是新中国了，人们的工作都很忙。沛霖、敏如，你们更是这样。敏如在南大教书，
本来课业就够重了，又参加文化局的戏改工作，还写剧本，没有一点闲工夫。沛霖呢，虽然
刚从国外回来，王曙同志虽然很关心，让你多休息几天，其实从他的谈话中，我听得出来，
他也希望你快去上班，有重要任务等着你去完成。你呢，我也看得出来，你在家里也是呆不
住的，也是想尽快把工作抓起来。我想了，你们信得过我，你们就只管干你们的工作去吧，
家里的事我包了。行呗？”
“行，行。”罗沛霖连声说，“就是妈您太操劳了。”
“你不在家的时候，妈就不操劳了？”杨敏如说，“她实在是太累了。”
“只要你们工作得好，两个孩子长得出息，妈多累也不嫌，多累心里也高兴。”老人说，
“能助你们一臂之力，我也算是为建设新中国出了一点力，作了一点贡献。”
于是，罗沛霖便跟着王曙去电工二厂了。解放战争时，军委三局在阳泉办了一个通信材
料厂，天津解放后并入天津电工二厂。因此，电工二厂的规模扩大了。罗沛霖还能感觉出来，
工人的精神大不一样了，他们劳动，自觉到自己是工厂的主人，这个工厂，已经成了他们的
家，是属于他们的。因此，他们要用自己的热情努力地劳动，对自己所在的工厂，所在的城
市，对自己的国家，作出贡献。
就在这一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于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全国形
成了一个热潮。天津电工二厂生产十五瓦报话台的任务，不仅加重而且加快了。这种电台是
供朝鲜前线使用的，师、团都要装备的骨干电台。王士光、王曙和罗沛霖讨论，这任务无论
如何也要完成好。不仅要保证数量，更要保证质量，性能要好。王诤指示罗沛霖亲自驻厂，
指导工作。
国内生产报话机，还没有固定型号，各厂家生产的元件也不统一。部队目前使用的电台，
一种是从香港买回来的二次世界大战的剩余物资，这种报话机，波段、制式都不符合要求；
另一种是苏联援助的，作为骨干电台，既不适用，数量也不足，不能满足部队急需。因此，
要自制十五瓦报话台，设计上需要进行许多改进，但现做电子管来不及，只能用从市面上买
得到的美国制造的束射功率管。先是，参照加拿大产品进行设计，采用聚束极调制，但失真
限值太低，理论上能达到四瓦，实际上只相当于二瓦，通信距离短。罗沛霖建议，改用栅极
调制，解决了调制度低这个难题。但这样做也还有问题，栅极调制虽然可达全幅调制，却难
于调整，难保线性。于是，罗沛霖又创造出一种简易激励调整电路和配套的简易调整方法。
这样一来，不仅非常便于广大通信战士掌握使用，而且能够达到满意的效果。
这种型号的电台，生产了上千台，供给志愿军前方使用。曾有一部失落到美军手中，美
国一家著名杂志作了显著报道，还刊发了一张实物照片。
罗沛霖刚一回国，就投入到紧急的生任务中，他感到很欣慰，也很光荣。他似乎进入了
一种忘我的境界，两个孩子有岳母照顾，杨敏如在大学教书，工作很好，他也就没有任何牵
挂。现在，他只有一种心思：工作，工作，工作。他觉得有一种热烈的东西，鼓荡着他的心
胸，对于他在十三年前就下定决心追求的党的组织，负起了一种必要报答的恩情。
自从1937年底，罗沛霖离开武汉奔赴延安起，在战争和革命的锻炼里，在工作和学习里，
他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和希望，严格地要求着自己，努力追赶着时代的洪流，不使自己落伍。
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渐渐知道了什么是最高的精神境界，他的思想水平逐
步地提高起来，他的革命品质也越来越坚强。十三年来，无论是在延安，在重庆，在天津，
还是在美国的帕萨迪那，又回到天津、北京，他不仅在思想上一直和党组织保持一致，就是
在组织上，他也无时无刻都在保持着联系。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按照党组织的要求而做的。
而且，他总是督促着自己，把党组织交给的每项任务，都努力出色地去完成。
但是，他毕竟还没有履行组织手续。他想，新中国建立了，党的组织已经在各个领域都
公开了，他不能再做党外布尔什维克了。于是，他利用繁忙工作的空余时间，写了一份长达
万余言的自传，交给党组织，再一次提出了入党申请。他在自传的绪言中写道：
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参加了革命事业十三年后，请求党准许我加入组
织；使我把自己交给党直接的教育和指导，使我的工作减少错误和曲折；使我的工
作，更高度符合革命进展的节奏；使我的工作，更完全地奉献给无产阶级。
作为一个知识分了出身，投身于革命事业者，获得进一步的解决而要求提高的
这一个时机，谨以此自传，供作组织了解我的一份资料。
罗沛霖写下了日期：1950年12月4日。
他记得清楚，那年离开武汉后，他是在西安茅家过的新年。他不免感叹光阴过得真快，
从那时到现在，十三年了。他感到自慰的是，他的步伐，和祖国的前进相一致，他是踏着时
代前进的鼓点走过来的，无愧于他深深热爱的祖国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