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天雨水大，玉米、高粱都像缨枪一样，长高起来了。田野里到处是秋虫的叫声，
农民劳动的姿态，野兔在草丛里出没，飞鸟在空中掠过。抗日根据地，一派欢乐祥和的气象。
罗沛霖是去年春天到这里来的，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心情是那样的振奋。然而今年秋天，
他却要离开这里了，无论他如何安慰自己，也不免有一种怅惘的情绪。他自己觉得这种情绪
有些不够健康，是应该克服的，他在内心里，这样地批评着自己。他自然是不愿离开这里，
可是他又不能不离开这里，这是组织的决定，这是工作的调动。自从他奔向这里，加入抗日
的队伍，尽管还没有加入共产党，他却把自己无保留地全部交给了党，他已经不属于他自己，
而是属于共产党领导的这个革命集体里的一员了。他要根据这个革命集体的指示，来规范自
己的一切言行举止。自从参军那一天，他就开始唱起了“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这是永远要记住的行为准则。这样一想，他的心情便又开朗起来。
        延安、陕北，这里是抗日战争的心脏，新鲜的有力的血液，从这里周流各地。罗沛霖把
自己比作一滴革命的血液，流到了延安、陕北来，又从这里流到大后方去。于是，他开始想
着，如何到那里去，到了那里以后，又如何开展工作。第一步自然是先到西安，还是想请茅
家帮忙去重庆。但是，张大奇已在兰州，茅家也去了平凉，都不在西安了。西安，他还认识
一个人，叫刘履之。去年他来延安，住副官处招待所时认识了一位李同志，他返回西安的时
候，为李同志带过一封信给西安的一个可靠的朋友，就是刘履之。这次罗沛霖离开延安时，
李同志又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
        时间不长，罗沛霖等到了去西安的汽车，于是他便动身了。汽车上坐得满满的，有二三
十人。汽车开动以后，边区的景色，便向后面掠去。罗沛霖想再看一看根据地可爱的景色，
住满了八路军机关、部队和学校的一条条山沟，山沟里大大小小的村落。部队、机关和学校
依靠山沟，也带给它很多新鲜的东西，改变着它的原始的面貌。深山里的多年受苦的农民们
组织起来了，他们积极地参军、运输、耕种。那些从来很少见到世面的妇女们，成群结伙，
嘻嘻哈哈去上识字班，从八路军人员那里，她们学到很多有趣的知识和生活。八路军帮助这
里的老百姓，修盖房子，清扫街道，开垦生荒，培植树林。军队把大河滩里的几尺深的沙石
翻到下面去，把埋在下面的泥土翻到上面来，种上这里从来没有见过的蔬菜。军队协同老百
姓把泛滥的河道修整，开出许多能够灌溉田地的新渠……
        边区的面貌，罗沛霖还没有看够，汽车便驶出了边界。到了洛川，这里已是国统区，汽
车停在一个骡马小店里。住下后有人上街，回来说遇上了前两天从延安出来的人，得知他们
已被国民党青年接待站扣留和监视。这个消息让人担心，果然在晚饭后，青年接待站派人到
小店来，指明要六个退伍的军人和一个姓张的小八路去谈话。
        青年接待站是在另一个小院，被叫去的人是分批进屋谈话。先谈了两批，没有罗沛霖，
他便在院中等候。屋里的油灯从纸窗透出暗淡的光线，因为专注倾听，屋里的谈话大致也能
听得清楚。显然，他们是被扣留了。每个人都据理力争，质问接待站的人：
        “我们又不是汉奸，你们为什么扣留我们？”
        “这不是扣留你们。”接待站的人说，“蒋委员长让我们来，是帮助你们解除苦难。你
们在延安抗大、陕公学习，生活贫苦，吃小米，住土窑洞，睡土炕，一个月半两油，也吃不
上一点肉。现在，大批地疏散出来，流离失所。蒋委员长让我们把你们留下来，一起学习，
住瓦房，睡板床，吃白面，伙食好……”
        “什么学习，这就是扣留。”被留下的人义正辞严地说，“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你们这样做就是破坏抗日。你们要想一想，破坏抗日是什么行为？”
        接待站的人自知无理，只好说：
        “我们这是执行公务。”
        罗沛霖一边听，一边想，觉得硬顶可能不行，应该讲点策略。最后才轮到他，是单独谈
话。接待站的人也是说了那一套话，罗沛霖听完以后反驳说：
        “你说的和我的情况完全对不上。我是当工程师的，既没有上陕公，也没有上抗大。我
一个月有几十元津贴，吃得很好，并不苦。住的是石窑洞，睡的是木板床。只是因为工作减
少了我才离开的。说学习，我从小学起，中学，大学，学了十六年了，要我教别人还可以，
要别人教我学习，用不着。陕公、抗大我都没有学嘛。我到延安是为了抗日，如果有工作，
是抗日性质的，我可以干，说学习那就不必了。‘流离失所’更谈不上，我家里有产业，我
自己是工程师，到了大后方，有的是工作可做。你们还是叫我走吧。”
        “那不行。”接待站的人说，“你也不能走。”
        罗沛霖还想做些说服解释工作，接待站的人却不耐烦地说：
        “别说了，留下就是留下。”
        没办法，罗沛霖只好回到小店，躺在地铺上，他睡不着。他还不能判断，在这里被留下
来，将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他想起在杭州那次，就因为对着钱江大桥照了张像，竟然被无
理关押了十天，还是茅以升托了宣铁吾这个浙江的警察头子，才被释放出来。现在，他是共
产党领导下的一名抗日干部，被留下来，肯定是凶多吉少。由此也可看出，国民党的反共面
目，对延安的封锁。现在，他必须面对现实，究竟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处境？于是，罗沛霖便
想着种种办法，他首先想到的一条就是逃走，趁着夜间，赶快离开这里。可是，人地两生，
他能逃出去吗？每个路口可能都有岗哨，会很容易被抓住，那样事情将会更难办，也会更复
杂严重。况且，店家也已奉命不准放他们走。再说，就是能够逃离这里，说不定走不到西安，
就又被国民党的什么站扣住了。这个逃走的办法，似乎不可行。听天由命吧，这未免又太消
极了。想来想去，还是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主动出击。
        罗沛霖把人们托他带的几封信交给同行的一位现役军人的领队，请他帮忙给办一下，以
免被扣留后带在身边会连累别人。然后，他把随身带着的英文书籍，拿上两本就去青年接待
站了，找到了和他谈话的那个人，说：
        “你们看，我是不是上海交大毕业生，我是不是工程师。”
        接待站的人在灯下扫了一眼罗沛霖的英文书籍，说：
        “你的书我们看不懂，可是你还得留下。”
        “你们不能随便把我留下。”罗沛霖说，“你们没有道理把我留下。”
        无论罗沛霖怎样说，青年接待站的人就是不放罗沛霖走。同时被扣留的，还有那几位退
伍军人。那个小八路，父母是在山西前方的八路军，他要转到西安去和他们会合。青年接待
站的人问他愿不愿留下，他说不愿，也就没有扣留他。
        罗沛霖似乎再也想不出什么对策，但他坚定一条：无论如何，自己是不能背叛革命的。
这样一想，紧张的心情便也坦然轻松了一些。不过，他仍然睡不着觉，猜测着事态的发展。
已是凌晨三点钟，忽然店家叫他，说他可以走了。
        罗沛霖听了，自然高兴，但他还是有些不放心，是不是准能走，会不会再节外生枝？国
民党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他不能不有所警惕。他又去找了那个和他谈话的人，想问个实
在。那人说：
        “你是自由职业者，到哪里也是混碗饭吃，我们就不留你了。”
        “你们放我过去，以后还会不会再扣留我呢？”
        “不会。”那人说，“若真有人问起你，你就告诉他，你是陈某邀你来洛川帮忙的。”
        罗沛霖明白了，这是要他隐去从八路军退伍的身份。他回到小店，就把退伍证书销毁了。
还好，罗沛霖总算是离开了洛川到达西安，一路上没有再遇到什么麻烦。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的同志听罗沛霖汇报了路上的遭遇情况，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告诉罗沛霖，洛川那个和他
谈话的人曾在抗大学习过。没再说别的情况，罗沛霖也不好猜测，这陈某究竟是一个怎样的
人。
        西安不是罗沛霖的久留之地，也不便在八路军办事处住宿，便去找刘履之。他在刘履之
家住了四天，得到刘履之夫妻的热诚招待和帮助。他购买了开往平凉的汽车票，茅以南一家
现在平凉。利用等车的时间，罗沛霖又特意去了一趟灞桥，想看看那里的柳色。“年年柳色，
灞陵伤别”，这些李白《忆秦娥》中的词句，深深印在了他的记忆中。去年他来西安正是冬
春之际，游过灞桥，柳树还没长出新叶。现在灞水缓缓地流动着，两岸的垂柳把摇曳的姿影
投在水面上。走在灞水岸边，垂柳的长条，轻拂人头，那么温柔，那么多情。柳色最容易引
起人的别情离绪。一见柳色，自然也就想到了别离。这一别离延安，不知道要过多久才能再
回来。罗沛霖眼看着这柳色，不仅引起了他对延安的无穷思念，也勾起了他和杨敏如别离情
景的回忆。他和杨敏如分别两年多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由于战争，这样长时间不能相见。
罗沛霖对李白所写“伤别”二字，体会实在是太深刻了。他弯腰从地上拣拾起被风吹落的一
片柳叶，准备拿回去，给杨敏如写信时附上。
        罗沛霖看过柳色，又眺望汉家的坟墓，那一个个长满青草的高大的土丘；最后他的目光
停留在伸延远去的古老的大道，从那大道蜿蜒而去，就是他战斗和生活了一年半时间的延安。
        罗沛霖怀着无限感叹的心情离开灞桥，回到西安城里，然后坐长途汽车到平凉茅家。茅
于文的妹妹茅于泰在西北联大学习，刚好放假回来。茅以南夫妇和女儿见到罗沛霖，都非常
关心地问起他在延安的情况。罗沛霖如实地讲了他在延安的工作，和他对延安的眷恋。茅以
南说：
        “沛霖，你在这住下，休息好了，再到重庆去，投入新的工作。这里不断有车去重庆，
坐这里的便车，路上也好有个照顾。”
        “说不定你还能和大奇、姐姐一起走。”茅于泰说，“大奇想离开兰州电厂，到重庆金
陵大学教书去。”

        过了些日子，兰州电厂厂长谢佩和去重庆，路过平凉，来看茅以南。茅以南对他说：
        “有位先生要去重庆，请你帮助。”
        “茅先生，你尽管吩咐，我一定照办。”许佩和说。
        “这位先生叫罗容思，上海交大毕业，和我的长子于恭、长女于文是要好同学，无线电
工程师。”茅以南说，“罗先生是从延安来，要到重庆去，请你路上多关照。”
        “茅先生，你就放心吧。”谢佩和说，“你尽管把罗先生交给我，保证路上不会出任何
差错，一定安全到达重庆。”
        于是，罗沛霖便和这位厂长一起，先坐小汽车到了咸阳，再乘火车到宝鸡。在宝鸡电厂，
有资源委员会的一个车队，一共五辆卡车。罗沛霖他们坐在驾驶楼里，和司机在一起，虽是
长途跋涉，也不算苦。他们经汉中，再到成都，最后到达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