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武汉、广州相继失守以后，整个中国的抗战形势，变得更加严重。日本在正面战场
对蒋介石进一步诱降，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于是，日军便抽调大批兵力，进攻
八路军，认为这才是它的真正的对手。投降的空气笼罩着整个国民党机构。为了讨好敌人，
蒋介石开始策划反共的阴谋。蒋介石心里比谁都清楚，十余年来与共产党进行的殊死斗争，
他丝毫也没忘记。尽管现在国共合作，这是形势所迫，权宜之计，共产党始终是他的真正的
心腹之患。
        于是，延安的形势紧张起来。在东面，不仅有日军在黄河东岸陈兵，而且阎锡山也在策
划消灭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决死纵队；在西面，马鸿逵声称东下抗日，要假道延安；在南面，
种种迹象表明，胡宗南将有进攻延安的动向。
        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有相当一部分干部要疏散到大后方。延安通信材料厂也
要缩编，虽然大家都不愿离开，可是必须得有人走。钱文极对罗沛霖说：
        “我出来的时候，还只是个念了一年的大学生，没什么社会关系，重庆那边，没有一个
认识的人。”
        “说心里话，我好不容易才投奔到延安来，大家又一起相处得这样好，突然要离开，我不
愿意。我只想如何在这里好好干下去，为抗日多出力，多流汗，就根本没想过离开这里的事。”
罗沛霖说，“可是形势紧张，又必须有人离开，服从组织决定吧。”
        “组织决定是要服从，个人有什么想法也可以提出来。”钱文极说，“去年6月，我在陕
北公学毕业，分配我去部队当文化教员。我就说，我希望搞无线电，这只是希望，请组织考
虑，我不是不服从组织分配。结果让我进了陕北公学高级班，实际是对我进一步审查，因为
无线电通信，是机要部门，政审比其他部门就更加严格。后来，就让我搞起无线电来了。过
去我爱好无线电，现在又跟你一起真刀真枪地搞了这一年无线电，更觉得无线电趣味横生，
奥妙无穷，我是想一辈子搞下去。”
        “如果组织上决定我留下来，这自然再好不过，我当然高高兴兴地干下去。”罗沛霖说，
“如果组织上决定我走，我就痛痛快快地走。重庆我有关系，我原来工作过的中国无线电业
公司早已迁到那里，我的同学和同事，他们会掩护我的。”
        “还有你的校长张伯苓，有什么事他也会关照吧。”钱文极说。
        “这倒也是一个关系。”罗沛霖说，“我手里还保存着他写给周恩来副主席的一封信呢，
没有用它。要是离开延安，这封信就更不必留着了。”
        钱文极又提到杨敏如，说罗沛霖如果到了重庆，就让杨敏如也去那里。罗沛霖紧紧地闭
着嘴唇，不让那深藏内心的思念流露出来。过了一会儿，他才说：
        “怕还是母亲不同意，不能成行。”
        罗沛霖说过这话后，便沉默起来。他和钱文极的谈话，也就没再继续下去。

        一天，罗沛霖接到通知，让他到总政组织部去。接待他的人叫李泰元，还让他记下自己
的名字，以便今后联系。李泰元讲了延安的形势，和中央的决定，最后说：
        “你从大后方来，那里有掩护条件，因此，经研究决定，你去大后方。”
        因为罗沛霖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便说：
        “我服从组织的决定，什么时候动身？”
        “交代完工作，做些动身的准备，就可以启程了。”
        当罗沛霖告辞出来，李泰元说：
        “你去大后方，可写信和我们联系。”
        接着，王诤又和罗沛霖谈了话，鼓励罗沛霖到了大后方，继续保持和发扬在延安的革命
精神，并经常设法联系。
        “请王局长放心。”罗沛霖说，“到大后方去，虽说一时离开了革命的集体，但在我的
思想上，永远也不会离开组织，离开革命的。”
        “你是从延安去重庆的，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王诤关切地说，“为了减少麻烦，需
要改个名字。”
        “我现在就改。”罗沛霖说，他忽然记起小时候读过的《千字文》中，有“容止若思”
一句话，便给自己改了名字，“就叫容思，罗容思吧。”
        “容思，罗容思。”王诤默念了两遍说，“好，我记住了。在外边随时想办法，让我们
知道，总还要保持联系嘛！”
        定下去重庆后，罗沛霖给杨敏如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只说要到重庆去，并没有说为
什么要离开这里，和到重庆去做什么。 只是告诉她，以后写信用罗容思这个新名字。
        罗沛霖还想把组织上要他去大后方一事，告诉在通信学校的周建南、孙友余和孙俊人。
没想到，周建南和孙友余却来盐店子找他了。他们是来告诉罗沛霖，总政组织部和他们谈了
话，让他们去大后方重庆。他们来这里，一是向罗沛霖告别，二是请罗沛霖介绍些重庆的关
系。结果得知，罗沛霖也去大后方。他们一起进了延安城，在延安东关外一家小饭铺里，罗
沛霖请周建南、孙友余吃了一顿饭。罗沛霖为周建南写了一封信，让他到了重庆，去找第二
十四兵工厂的交大同学陈湖。
        周建南、孙友余先动身，罗沛霖走得稍晚些，他们约定，在重庆会合。

        在罗沛霖来延安以后，杨敏如就和基督教决裂了。她不再祈祷，在祈祷中得不到安慰。
1938年冬天，她在燕京大学毕业了，但却要在1939年暑假才能拿到文凭。这半年，国文系主
任郭绍虞留她作了助教。1939年暑假拿到毕业文凭后，她还是没有机会脱离沦陷区，到内地
去。郭绍虞让她考研究生，她考上了，研究生的奖学金和助教的工资一样多。但是，她并不
想在敌人刺刀下的沦陷区得硕士学位，却一直在寻觅离开灰色的平津的机会，以偿自己抗日
的心愿。
        就在这时，杨敏如收到了罗沛霖的来信，告诉她准备去重庆，以后写信用他的新名字罗
容思。杨敏如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她绝对相信，罗沛霖不会在革命的道路上有所动摇，
半途而废。而他也不会因为儿女私情离开延安。那么，究竟为什么会离开延安，又为什么要
去重庆呢？杨敏如猜想，既然蒋介石和共产党联合抗日了，也许是工作有所调动。当然，她
也暗自高兴，也许她和罗沛霖终于会有喜剧的结局，这可真是喜出望外了。
        她写了半首《临江仙》词，抒写自己的这种心情：

              买得秋风扶梦去，
              为君吹展双眉，
              相怜相慰更相期。
              莫悲云散去，
              会有月圆时。

        杨敏如给罗沛霖写了回信。她似乎有一种预感，和罗沛霖会面有望。因此，她很高兴，
跑到琴房，弹起贝多芬的月光曲来了。

        罗沛霖在通信材料厂交代完工作，就开始做动身的准备。他先整理信件，张伯苓写给周
恩来的信，以及没有必要带走的，都销毁了。杨敏如的信，没有一句正面谈到延安，连延安
两个字都没有出现过，便都留下来，准备随身带着。还有杨静如和杨宪益的信，虽然讲到延
安，并且都是热诚赞颂，却是用的英文，一般人看不懂，他也留了下来。大部分御寒的衣物，
包括他自己喜爱的那件皮夹克，都分别送给了同志们，因为在重庆这些东西用处不大，而在
北方就有用处了。只是那件大衣，谁也不好意思要，钱文极说：
        “穷家富路，这件衣服还能卖几个钱，卖了吧。”
        “算了吧。”罗沛霖说，“我手里还有点钱。”
        “你是不好意思卖吧？”钱文极说，“我去办这件事。去重庆路这么远，说不定会遇上
什么关卡，需要钱，多拿上点，没不是。”
        书籍，罗沛霖打算全部留下，延安的书籍是太缺乏了。钱文极近水楼台，他选了两本自
己最喜欢也是最需要的，一本《无线电技术手册》，一本《微积分》，都是英文的。有几本
过于高深的送给谁呢？钱文极说：
        “还是你带上自己看吧，这里还没有人能看得懂，放下也没用。”
        有一套英文《机械加工技术》，是姜长蕃从桂林寄来的，罗沛霖自己已经通读了，便留
给了钳工高兆庆。高兆庆虽然只有初中学历，竟在以后也把这套书通读了下来，而且把学到
的东西，派上了用场。几本过于高深的理论书籍，罗沛霖自己带上了，以备途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