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店子是一个不大的山庄，原属一家李姓地主。通信材料厂坐落在一个北山坡下。大致
坐北面南，一排用石头砌成的窑洞，约有十几孔，作为厂部、生产办公室和仓库的用房。在
这排窑洞的西头，有几间平房作为装配和木工用房。在窑洞的对面也有几间平房，作为车工、
钳工、锻工用房。东、西、北三面的高山坡上，有一些土窑洞，是住宿的地方。在更远一些
山上，还有土窑洞，既可供住宿，也可以在那里干别的工作。这些窑洞和房屋，都是被赶走
的地主留下的。
段子俊和罗沛霖看过厂房和宿舍后，又回到车间，仔细看那些已有的设备。有一台人摇
提供动力的小车床，一台手扳的小牛头刨，一台用十磅榔头打的冲床，一台手摇台钻和几个
虎钳。
“我工作过的上海中国无线电业公司，那是在一个弄堂的小楼里，人多，机床二十台左
右，太狭窄拥挤，整天轰隆轰隆，也就显得乱乱糟糟。这里好，虽然厂房、宿舍规模小，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大不相同了，给人一种舒畅的感觉。”罗沛霖对段子俊说，“就是设
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
“就是这点设备和技术力量，不是柳仁甫、许勇和他们努力争取，也还是不会有的。”
段子俊说。
搞到这点设备，还真是不易。原在上海中华铁工厂当学徒的柳仁甫，1936年6月，他和
另外四名徒工在厂里顾问工程师徐诚志的带领下，来陕北参加革命，在吴起镇和叶季壮一起
工作。
徐诚志1923年加入共产党，是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第一个共产党员，受党组织单线领导。
1925年5月，他与发电厂一位同情革命的工头相商，组织了罢工，拉了发电厂大闸，断了租
界供电，工厂停工，为工人大罢工创造了条件，是工人大罢工得以发动的关键人物。大革命
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一贯资助革命，掩护、营救同志。柳仁甫一行
来陕北的路费，就是由他个人负担。他们从上海动身时，按通知，怕出意外，当学徒的，除
了夏天必需替用的衣物和用品外，其余物品全都原样留在了工厂里，但一些简单常用的加工
工具倒是带了不少。徐诚志则多带了一部照像机和很多胶卷、洗印药品，到陕北后，在保安、
延安为中央领导和其他人照了很多像，几乎有求必应。
1937年11月，柳仁甫调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电台工作。1938年春，有一天，许勇和来找
他。许勇和是中华铁工厂的练习生，中华铁工厂部分设备迁往重庆路过武汉，他跟船押运。
许勇和向柳仁甫表示坚决去延安学习，请柳仁甫帮助联系。柳仁甫向办事处秘书长李克农反
映，并给延安三局的钱松甫写信。不久，他接到王诤以台密发给他的电报，需要许勇和去延
安，并特别嘱咐要在中华铁工厂在武汉的工人中，物色车、钳等主要工种青工同往。柳仁甫
便将王诤电报的内容向李克农作了汇报，再向许勇和交代物色青工的任务。几经商讨，除许
勇和外，又确定了钳工周士彬、吴双根，车工许庚元。许勇和是制图员。
就在许勇和一行准备去延安之际，柳仁甫接到了徐诚志从长沙发来的一封信，接着又到
武汉找柳仁甫。徐诚志是1937年因病经朱德批准从延安北返回国统区治病。治好了血吸虫病，
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从此和联系人失去了联系。因为急于要返回延安参加抗战工作，
绕道香港经长沙到了武汉。他已多时无固定收入，仅靠原来著书少量版税收入维持东奔西跑
和生活需要，在经济上已经有些拮据。他机械工业设计知识渊博，崇尚求实，待人谦虚和蔼，
生活十分简朴，毫无旧社会某些高级技术人员派头。原来在上海时，身兼几个工厂顾问工程
师职务，收入丰厚，只要党组织有需要，要多少，他都竭尽所能资助。在武汉，他见了李克
农，当听说许勇和等人将去延安三局，极表嘉许。他对边区机械工业加工条件十分熟悉，对
三局素无机床情况尤为关注。他非常清楚在吴起镇时红军工厂简陋的修造条件，在保安时也
应邀到三局参观电台，是王诤接待。三局，除了装修收发报机所用的简易工具外，根本没有
电信元件生产条件。徐诚志向柳仁甫表示，拟购置几部机床由许勇和等带去延安三局。柳仁
甫自然表示赞同。于是，徐诚志和柳仁甫同往离办事处不远的一家停产了的小厂观看。现在
延安通信材料厂的这些设备，除了两台老虎钳是中华铁工厂钱章恩赠送的，其余都是在那家
小厂相中买下的。因为武汉形势已很紧张，小厂家多数停产，机器急待处理，这几台设备作
价约八百元，由徐诚志自费购置。
徐诚志从仅存的个人所有中拿出约八百元这样一笔不算小的款项，寻觅、购置这几部加
工机床，为三局建立材料厂提供了起码的也是必须的生产条件。
延安材料厂正在草创时期，罗沛霖作为厂里的工程师，负责全部技术和生产工作。他心
里非常清楚，他所面临的条件是多么困难。在到盐店子没多久，他就连着写了三封信：一封
是写给王端骧的，请他设法支援一些无线电元件器材；一封是写给姜长蕃的，也请他设法支
援一些无线电元件器材和书籍；一封是写给梁翕章的，请他物色几名优秀的青年工人，因为
梁翕章在中国无线电业公司，一直负责教授和训练无线电学徒工人。罗沛霖在信中讲了延安
生产条件的困难，和抗日前方的急需，请他们一定想些办法，予以支持。他的这些同学、同
事和朋友，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在随后的实际行动中，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的儿女，在祖国危
难之际，遭受异民族侵略践踏的时候，都表现出了一种同仇敌忾和奉献的精神。
延安通信材料厂最初的主要任务，是设计制造一种7.5瓦收发报机和三管接收机，供给
抗日前方使用。用外购的手摇发电机做电源。电子管、管座、固定型电容器、毫安表，也是
外购的。有一些冲好的矽钢片和细漆包线，可以自制变压器。自己设计制造可变电容器、重
底电键、可变电阻、波段开关、线圈、度盘。
收信机的波段开关是一个创造。这在国外已很普遍，但无论是大后方供给的极少电台，
还是苏联援助的个把电台，都还是用插入线圈法。然而，在延安，每个接收机要三个线圈插
入用的插头比设计制造开关并不简单，用起来也麻烦得多。罗沛霖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他用
了一个三臂扫接片和九个接点，做成一个很简便的波段开关，反而比大后方和苏联先走了一
步。扫接片是用黄铜片做的，经过拍薄增加了刚度，另加上螺纹形的钢丝弹簧，保证接触压
力。
可变电容器的工程较大。罗沛霖到盐店子时，材料厂已经有了发射机电容器动片和静片
的模具。没有薄铝片，只好用0.5毫米黄铜片做动片和静片。黄铜动片用辗压法装在黄铜轴
上，固定不住，一位同徐诚志一起来陕北的老钳工徐金林出了个主意，就是再加上锡焊，这
样就固定住了。骨架又只有1.6毫米铝片做端板，刚度不够，就用翻边的办法提高刚度，并
装上黄铜轴承。动片组合用黄铜做，很重，又很不平衡，在使用时不可能稳在调谐点上。为
此，又加了一个钢丝弹簧和一个摩擦片。接收机用的电容器要从头设计和做模具，在结构上
和发射机用的相似。度盘用木制的，就是一块圆板，外圈轧上花纹以便用手转动。为了起度
盘的作用，罗沛霖和他的主要技术助手钱文极在油灯下，一起用小刀为度盘刻度。
就在罗沛霖到盐店子延安通信材料厂不久，周建南、孙友余、除俊人也离开了解放社，
都来到军委三局。周建南和孙俊人是到设在富县督河村的延安通信学校，孙友余是来盐店子
通信材料厂，罗沛霖觉得在技术上又有了帮手。但没过多久，孙友余也去了督河村，在延安
通信学校当教员。
孙友余走了，钱文极来了。钱文极是苏州人，比罗沛霖小三岁。和罗沛霖一样，他也是
在上中学时喜欢上了无线电。1936年他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虽然同济大学没有机电系，但
钱文极对无线电的兴趣，并未减弱，仍然是像在中学时一样，业余进行。在大学念了一年，
抗战爆发，在上海也念不成书了，他便和三个要好的同学商议，决定去延安参加革命。他们
先到了长沙，直接找到了徐特立。徐特立说，延安生活艰苦，吃小米，住窑洞，他们这些在
繁华大城市生活惯了的青年学生，吃不了那份苦。不论他们怎样表示决心，徐特立总是强调
延安艰苦，他们受不了，实际上就是不接受他们去延安。他们也知道，要求去延安的青年很
多，情况也比较复杂，八路军办事处自然是不能有来不拒，是要做一定了解和选择的。
于是，他们到了武汉，有个同学的姐夫，和救国会有关系，通过他找了董必武，给写了
来延安的介绍信。这样，他们在1938年初到了陕北，先在云阳安吴青训班学习一个月，然后
转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到夏天学习结束时，领导要钱文极去部队当文化教员，他提出希望
做无线电工作。他没有拒绝分配的意思，他已经和一起来的同志在4月就入了党，他服从组织
的分配，只是说自己有个希望。领导便记下了钱文极这个希望，没有立即回答他是不是可以
去做无线电工作。不久，通知钱文极在陕北公学高级班继续学习。有一天，忽然有一个人来
找钱文极谈话，他也不知道这人是谁，主要问了他过去的一些经历。又过不久，组织上通知
钱文极，他被分配到军委三局材料厂工作。原来，那天同钱文极谈话的人是王诤。
钱文极来到通信材料厂，就和罗沛霖一起生活和工作了。他的任务是负责装配车间。每
天吃过晚饭以后，也搞点文体活动，就是打篮球和唱歌。罗沛霖和钱文极都喜欢打篮球，罗
沛霖从中学到大学，一直是篮球运动的积极分子。钱文极在学校时受过篮球技术的专业训练，
动作比较正规，投篮的命中率也较高。王诤对篮球更是有着一种特殊的爱好，因为个头高，
常打中锋。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王诤打中锋，罗沛霖打右锋，钱文极打左锋，王
子纲和材料厂的机工黄凤梧打后卫，代表三局在桥儿沟与二局进行了一场篮球表演赛。盐店
子村口有一个小庙，在小庙的西边修了一个篮球场，晚饭后罗沛霖和钱文极就到这里打一会
儿篮球，然后便回到窑洞里去刻度盘。时间不长，两个人就成了亲密的同志，知心的朋友。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有的人长期在一起相处，却是互存戒心，貌合神离，心灵间总是隔
着一道无形的墙。有的人却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便达到知心交心，肝
胆相照。罗沛霖和钱文极便是这样。特别是在晚上，他们刻度盘的时候，当他们把度盘上的
101条线，一条一条地刻出来，他们是那样兴奋，竟然忘记了疲劳，彼此谈起最知心的话。
“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工作的，技术人员，自觉到延安来的，不能说很少，可是也不能说
很多。”在工作停下来的时候，钱文极突然扯起这样一个话题，“大学毕业，有工作经验的，
在三局，就是你和陆亘一。可是陆亘一有关系，他的哥哥陆定一是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宣传部
长，而你却没有任何关系。”
“你不是也没有关系吗？”罗沛霖说。
“我和你不一样。”钱文极说，“我还在读书，可是没书可读了，也没有工作可做；你
有工作做，而且是很好的工作。就这，我下这个决心也是不容易的，可以想见，你就更难了。
一起闹学生运动的，比我坚决的有，但没下决心来。思想进步，同情共产党的，甚至家中有
共产党员的，也没下决心来延安。现在是危亡关头，我是抱着不愿做亡国奴的思想，认为蒋
介石不行了，希望在共产党领导下抗战。是这种思想促使我下决心来到延安，不是容易的。”
“我也是这样。”罗沛霖说。
“可我是单身，你有恋人在天津。”钱文极说，“你的思想负担可就大了。”
“我不来延安，又有什么办法？”罗沛霖说，“我能回到那里去吗？只有胜利了，才能
在一起。可是胜利，是不能坐等的。”
“总之，你来延安，我总觉着和别人多少有些不同。”钱文极说，“你能来三局，承担
这样重要的责任，这在组织上来说，就更不简单。”
“到延安来，我自己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这很清楚。”罗沛霖说，“至于分配我来三
局，任通信材料厂的工程师，这就是组织上的事了。”
“我是说，到延安来的同志，很多人都入了党，我也入了，而且是到延安来时间不长就
入了。”钱文极关切地说，“可是，可是……”
钱文极没有再说下去，他是想说，罗沛霖自身有这样好的条件，组织上又是这样重用，
他应该加入党的组织了，可他现在还不是党员。罗沛霖听到这里，一时间也沉默起来。党的
名字在他心里响着，有一种热烈渴望的感觉。在他奔赴延安以前，他是不想参加任何党派组
织的。在交大念书期间，基于一种爱国的热情，他也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游行示威和请愿、
募捐等活动。但就是像张大奇这样要好的同学，动员他参加一些团体组织活动，他也没有表
现积极的热情。毕业后去南宁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无线电厂工作，他也没有穿军装。而现
在，共产党这个名字，是这样强烈地吸引着他，就像雨露滋润、阳光照耀着禾苗一样。
罗沛霖知道，孙友余和孙俊人都是共产党员，周建南可能因为父亲的问题一时还没有解
决，但估计也快了，现在他身边的钱文极也参加了党的组织，就是他还没有。关于共产党，
他能够认识到什么程度呢？当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急的时候，共产党组织了抗日的队伍，进行
广泛的动员，扛起了抗日的大旗，浴血奋战，抗击侵略者。他现在加入了抗日的队伍，成为
八路军的一名战士，在抗日的旗帜下，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斗。他是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
可是现在看，还有着一段距离。他想起一件事，有一次陆亘一摇发电机，电表总乱颤，陆亘
一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他看见了，便上前帮助排除问题，打开了电表，紧紧轴承，就弄好了。
过后段子俊却来问起此事，而且说：“这有什么奥秘，电表里不就是那么几个东西？”他便
说：“对呀，没什么奥秘。”看来陆亘一误会了，向段子俊反映了这件事。后来，王诤专门
来材料厂召开生活会时，陆亘一果然提出意见，认为罗沛霖在给他排除电表故障时，有显示
自己能力的得意神色。罗沛霖却一直想不通，他并没有在陆亘一面前想显示自己的能力，一
点这样的想法也没有，而是从心里想帮助别人。难道是他言行举止过于直率，让人难于接受？
但他又想，也可能因为他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还短，经受的锻炼和考验还少，对于批评与自我
批评这个党的重要的作风还不习惯，毛病还是在自己身上。总之，他觉得自己和一个真正的
共产党员，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他也就一直没有写入党申请。他对钱文极说：
“我是想再锻炼一段时间，我是要成为一名党员的。你已经是党员了，今后要多在思想
上帮助我。”
“互相帮助吧。”钱文极说，“我不过是在解决组织的手续上比你先走了一步，思想上
能高多少呢？”
他们的谈话很知心，互相鼓励，互相安慰，也可以说是互相帮助。他们不是兄弟，但却
胜似兄弟。在这样的深夜，他们刻着度盘，像是雕刻一件献给祖国的工艺品。
罗沛霖和钱文极一直刻到夜里两点，才休息。他们没再回到宿舍去，把大衣一裹，伏在
桌子上睡起来。钱文极可以说是一闭眼就睡着了，在这深秋露冷的夜里，睡得是这样香甜，
发出了畅快的鼾声。但是罗沛霖却睡不着了，竟然没有一点睡意，他干脆走出窑洞，上到一
个小山顶上。头顶上是逐渐淡去的星斗，在东方天际，开始泛白，泛红，太阳将从那里升起。
越过苍茫的山野，他仿佛看到自己的部队在拂晓时向敌人发起攻击。于是，他的心，通过祖
国神圣的天空、银河和星斗，和前方的战士相连在一起。这时，祖国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
族解放事业，占有了他全部的感情。他来延安将近一年，特别是到通信材料厂来，每天都是
在紧张繁忙中度过。一年来，他已经有显著的进步和变化。 他现在能够用整个的身心，拥
抱祖国的山野。祖国的一切，大地和天空，山川和树木，对于他竟然是这样亲切，这样密不
可分，这样紧紧相连。于是，一首关于通信材料厂的民谣体诗歌，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
通信事，千里眼，顺风耳，
千秋业，有线先兴无线继，
微波散射电离层，流星存余迹。
上海始，瑞金起，延安军委建三局，
盐店子，好集体，抗日救国齐效力；
起子螺钉，烙铁焊锡，
车锉刨磨，苦战争无敌。
人辈出，果累累，事业辉煌谁能比；
养兵千日用千日，千里决战通千里；
百尺竿头建新功，中华民族好儿女。
钱文极是通信材料厂党支部的文体委员，兼任厂俱乐部主任，罗沛霖把自己写的这首
《延安通信材料厂歌》拿给了他，说：
“你看看，我写了点东西。”
钱文极接过来认真看了一遍，说：
“好，内容丰富、具体、实在。想不到，你还是个诗人呢。”
“什么诗人。”罗沛霖说，“我只不过把对材料厂和对同志们的热爱之情写了进去。
你改改吧。”
“我看不用改。”钱文极说，“谱曲时，可能要根据音韵节拍的需要再改动的。你看
是用现成的旧曲套用，还是请人作新曲呢？”
“旧曲套用，哪有合适的？”罗沛霖说，“一是不好找长短合适的旧曲，二是旧曲和
新的内容怕是有矛盾吧。”
“你说的有道理，那就找人作新曲。”钱文极说，“可是，找谁呢？”
“我倒是有一个人。”罗沛霖说。
“谁？”钱文极问。
“吕骥。”罗沛霖说。
“那自然好，他为《抗大校歌》谱的曲子，多好。”钱文极说，“可他是著名作曲家，
求得动吗？”
“我认识吕骥，他会给谱曲的。”罗沛霖说。
后来，吕骥真的为《延安通信材料厂歌》谱了曲。这首歌曲，由钱文极教唱，在延安
通信材料厂唱了起来。
段子俊大约在延安通信材料厂工作了半年，就到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去了，专门对敌
占区电台工作，也和莫斯科联络。在此之前，敌区工作委员会与莫斯科有往来的事也常找
他，他还专门到西安去过两次，与苏联的情报部门联系。段子俊一调走，上级没有立即任
命新的厂长，而是由王诤兼任。由于王诤工作忙，每星期只能到通信材料厂来一两趟。因
为孙友余已经去了通信学校，技术人员就剩下罗沛霖和钱文极两人，还有政治协理员童铣，
他管政工。有些事他们三人一起商量解决，相互配合很默契。
这是罗沛霖生活得最愉快的时期。生活虽然艰苦，但他感到非常充实，他把全部的精
力都投入到设计制造电台的工作中，整天和收发报机的部件打起交道来。为了提高工人的
技术水平，他抓紧一切机会给他们讲解无线电方面的理论知识。他自己，也向巧手的工人
们学习实际操作的本领。他也亲自手摇车床，累得他呼呼喘气的声音，就像铁匠烘炉的风
箱一样。汗水滴落下来，洇湿了脚下的一片土地。他在上中学时，下午放学后曾帮助木工
师傅劳动，对于拉锯推刨有着特殊的兴趣。钱文极在这些方面，更有功夫。他们时不时地
去到木工车间，和工人一起，把杜梨木做成电台机壳和度盘。杜梨木配件做好后，外表抹
上一层凡立水，然后再涂上一层洋干漆，也就是紫胶，能形成很亮的光泽。这上油漆的方
法，还是王诤教给他们的。
在盐店子，罗沛霖曾经这样欣慰地抒写自己的心情：
在延安，我的生活和工农兵的生活打成了一片，他们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朴素、坚强、直爽、乐观、谦虚、关切。我观察了，我羡慕了，我欣赏了，我享受了
工农兵的一切美好的品德；我忘却了他们的较低的文化水平和较粗糙的生活习惯；我
也和他们一样地生活了，不再感觉到我们中间有什么界限。这是活生生的生活体验，
是在多方面的实践中获得的实实在在的生活熏陶。任何抽象的概念的逻辑的认识，都
无法和这种认识相比拟。
在延安，我第一次把自己的技术和知识，贡献给革命的事业。我兴奋地，乐观地，
愉快地，热忱地工作着。这里留下了我的身影，我的歌声，也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
对祖国的忠诚。
在延安，我已成为一名战士，参加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
到1939年晚夏，延安通信材料厂，一共生产了几十台收发报机，供给抗日前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