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延安，罗沛霖没再去副官处招待所，而是直接去了军委三局。三局总部是个半天然
的石窑洞，约有三十平米左右，在清凉山脚下，南面不远就是延河。这里是延河的一个交汇
口，延河在城东从西北流来，一条支流南川河在南面从东南流来，交汇后又向东流去。隔着
延河，南边就是宝塔山了。罗沛霖被安排住在山下小院里的一间小房子，这里很肃静，他很
喜欢。晨起黄昏，可以到延河边散步。
        “有人说，你不会再回来了。”王诤说，“我说你会回来的。你这不是回来了吗！好，
好啊！”
        王诤安排罗沛霖，每天和他、李强、王子纲在一起吃饭。王子纲是三局一科科长，负责
报务和电台组织。他是在上海党中央秘密训练学习出来的。吃晚饭时还常常弄点酒，陕西小
米子酒，罗沛霖不喝，他们也不勉强他。王诤说：
        “沛霖同志，你先搞些无线电通信方面的实验，由李强同志指导。”
        “做些发报机实验。”李强说，“为以后制造电台做些技术方面的准备。”
        罗沛霖在高约几十米的山坡上一个半天然窑洞工作。陆亘一也在这个窑洞里，正在试发
报机。罗沛霖第一件工作，是做一个扁平式可变电感，用以做发报机调谐用。
        工作一定下来，罗沛霖的心也就安稳平静了。开始，还不算紧张。每天，他都有时间读
书，到延河边散步。因为接触人少，他常常是独自一人去散步。而在延河边散步的人可就多
了，都是三五成群。罗沛霖忽然想到，在这散步的人群中，有没有杨锦山他们啊？就在他这
样想着的时候，向他走过来三个人，并且站在了他的跟前，其中一个人说：
        “同志，你是上海交大的吧？”
        “对。”罗沛霖也停下来，答应着。
        “你叫罗沛霖。”那人又说。
        “是。”罗沛霖说。
        “我叫周建南。”那人说着，又介绍身边的两个人，孙友余和孙俊人，他们也都是上海
交大的。
        见到他们，罗沛霖很高兴，他说：
        “我早就听说你们来延安，我就是受你们的激发来延安的。你们来延安的消息，是杨锦
山告诉我的。杨锦山呢，他在哪里？”
        他们告诉罗沛霖，正在大家购置棉衣准备北上的时候，杨锦山突患急性肺炎住进了医院，
无法上路。经商定，周建南、孙友余、孙俊人，还有早一班的范元弼，持介绍信先行北上，
别人留下等杨锦山病愈再来。
        从他们的谈话中，罗沛霖得知：他们在交大电机系同一个班学习。还是他们念高中一年
级时，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接着又是日本一系列的侵略行径，激发了青年学生们的义
愤，逐渐形成了强烈的抗日救国意识。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却违背人民意志，
采取对外不抵抗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这就促使他们和许多同学一样，从原
来只想认真读书，学到科技知识和本事，好为国家有所贡献，进而认识到山河正在变色，不
抗日则亡国。而要抗日救国，就必须迫使蒋介石政权改变错误政策。因此，在上海交大期间，
他们在努力学习的同时，也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推动下，他们也
罢课、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到江湾上海市政府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抗日。从“九
一八”事变，中间经过“一二九”运动，到“七七”事变，前后经历了六年时间，在这过程
中，他们思想认识逐步得到提高，也曾有过苦闷彷徨。直到上海失守，交大被围困在租界内，
虽然已是四年级毕业班，他们经过讨论，终于下决心化装离开上海，投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
洪流。他们先到了南京，在国民政府大撤退的一片混乱中，经徐州、郑州到了武汉。一路之
上，目睹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在华北的军队一退数百里，连日军都追不上。后方机关大搬家，
更是置发动群众、全民抗战工作于不顾。而八路军则挺进敌后，在平型关取得大胜，振奋全
国人心。于是，他们又一起下决心投奔延安，从而走上真正革命的征程。
        他们到延安后，被安排在解放社，在徐冰领导下学习政治。从学校到社会，从读书到抗
日救国，深感自己过去太单纯，知识太狭窄，对许多新事物、新学问需要从头学习。组织上
这样关怀帮助，创造这样好的条件，主要是自学，发给他们马列主义书籍及报刊自己看；陕
北公学讲课，给他们发票去听，回来谈收获。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还专
门和他们一起吃饭，边吃边谈，很亲切。他们如饥似渴地读了一批社会科学新书，听了许多
重要报告和讲座，逐渐得到一些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革命的基本原理。
        他们就住在清凉山半山腰的石窑洞里，距离罗沛霖住的地方不远。从此，罗沛霖有时间
就到他们那里去看望，他们下山也常常顺路看望罗沛霖。罗沛霖也跟着他们去陕北公学和抗
大，听了毛泽东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

        三局负责器材的二科科长段子俊，有时也来陆亘一和罗沛霖工作的窑洞。他是河南济源
人，在高小读书时就参加革命活动，后来被派到苏联，学习无线电报务和工程理论，是李强
的学生。他比罗沛霖略早些时间到的延安。4月的一天，王诤把他和罗沛霖叫去，开口便说：
        “三局要建一个通信材料厂，你们俩去，段科长做厂长，沛霖同志管技术和生产。这是
一项非常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主要就是生产收发报机，供应抗日前线使用。段科长出国多
年，刚刚回到国内，沛霖同志是新到革命队伍中来，今天，趁你们走马上任之际，约略地向
你们介绍一下，我所了解的我军通信工作。”
        于是王诤谈起，自从红军诞生以来，通信工作一直都是作为军队神经系统建设起来的，
掌握情况，下达命令、指示，都要通过通信工作。红军长期处于经济落后的被敌人一个区域
一个区域分割包围的农村，在分散的游击战争中，主要靠旗语、人力、骑马通信。
        1930年秋，开始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中央苏区一万多人，四方面军几千人，湘
鄂西苏区几千人。首先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由彭德怀指挥占领长沙，黄公略率领的军
队离长沙只有十几里路，只是中间隔着敌人，两个部队都不知道，联系不上，长沙也就撤退
了。从那时起感觉到，没有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军队作战是有很大困难的。以后在南昌和九
江附近的战斗，使用的兵力大了，就更感到军队仅有人力通信，是不能满足通信要求的。特
别是在运动战的情况下，单靠有线电通信还不行，更需要建立无线电通信。因此，毛泽东、
朱德就决定：迅速建立无线电通信。建立无线电通信的办法是：争取、团结、说服、改造旧
军队中的一部分技术人员，同时加速培养自己的无线电技术人员。通信装备的解决，主要靠
从敌人那里缴获得来。
        1930年12月缴获的第一部电台，是国民党张辉瓒十八师的。1931年1月缴获的第二部电台，
是国民党第五十二师一个旅部用的。从这个时候开始，有十个旧军队的通信技术人员，经过
向他们做工作，开始做红军的通信工作。
        党中央在上海处于地下状态，为了同各个苏区、中国工农红军、各大城市地下党组织建
立联系，在上海秘密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装配机器送往红军。
        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无线电通信发展比较快，大体每个师有一部电台。
有了无线电通信工具，就保证了以运动战为主的战斗胜利。战时同友军可以互相联系，保持
很好的协同，互相配合作战，往往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每个战斗大体歼敌一个师、两个师，
只要一天到两天的时间，非常迅速、干脆。敌人一进苏区，就如国民党蒋光鼐和蒋鼎文打电
报说的，他们一进苏区找不到一个人，耳朵是聋的，眼睛是瞎的。
        通信器材，在军队中主要靠战场缴获。缴来一部电台，因有备份器材，一般可改装成两
部电台。收集收音机，也是电台主要器材的来源。再就是高度节约和发展代用品，没有汽油，
就用煤油，用猪油代替机油。用酒熬成酒精，代替汽油起动。在长征中，把汽缸拆了烧红后
再放进煤油燃烧也可以用。当时没有条件生产干电池，就靠攻克城市收集手电筒用的干电池，
每个战士都帮助无线电台收集电池。
        电话、电报和收信机上都需要电池，有些干电池用完了，拿下来休息休息再用。另外，
干电池用完了，把外面的纸皮剥掉，捅上几个洞，就放到浓的盐水里泡，泡了的还可以用。
当时盐的来源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敌人封锁，只有歼灭了敌人或攻克了城市才能弄到盐。那
时首先保证电话和电台使用盐。真空管更是困难，收报完了，很快从收报机上拿下来插到发
信机上使用，就是这样交替使用来工作。
        1933年4月，在瑞金搞了一个材料厂，也只能是改装旧发信机。
        王诤讲到这里，突然提高了声音，满怀信心地说：
        “现在，我们在延安搞材料厂，是要自己制造电台。红军到陕北后，首先和东北军搞成
了统一战线，这样也就使得通信技术有了发展的条件，他们可以给购置一些电信器材。现在，
在盐店子，柳仁甫他们已经弄去了一部分机器和设备，你们去后就看到了。我们不仅要在延
安搞工厂，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新四军，凡是大一点的根据地都要搞工厂。延安的通信材
料厂，一定要搞好，也一定能搞得好。”
        听完了王诤的讲话，罗沛霖确实感到肩负的任务艰巨而光荣。他觉得，祖国的富强独立，
就像一面旗帜在他的眼前飘展。来自沦陷区的母亲的呼唤和恋人的希望，也激励着他在反抗
侵略者的斗争中去建立功勋。
        罗沛霖收拾了一下行装，特别是带上了他全部的有关无线电技术的书籍，赶往通信材料
厂所在地，在西川河北岸山坡上，距延安城三十里的盐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