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沛霖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四年后毕业，压在他心头八年的那桩很不愉快的婚事，
可以着手解除了。
他走在校园里，连着长长地舒了几口气。他从来还没有过这样的心情，竟是如此轻松喜
悦。路旁的花草，显得格外鲜艳。有几只鸟儿，在树木的枝叶间跳来跳去。天空也异常晴朗，
天边有几片云，在风里洁白可爱，这是入夏以来少有的好天气。此刻，罗沛霖觉得自己就像
是一只新建的小船，要在奔腾的河流里扬帆远航了。
他看看表，图书馆还不到关门的时候，于是他便走到那里，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
然后，他又从书包里拿出纸和笔，准备写一封书信。他想起去年病逝的六姐，六姐有个南开
中学的同学，叫郭纪纲，留学日本，懂得法律，在天津做律师业务。他便给郭纪纲写了一封
信，诉说自己不幸的婚约。那是他上初中二年级，才刚十四岁的时候，一天放学回到家里，
父母把他叫到跟前，向他讲了要给他订婚的事。他一听就急了，他那不受约束、渴望自由的
性格，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思想的影响，还有四姐拒婚不嫁做了他的前例，使得
他绝不能接受这种由家庭包办的婚姻。他对父母说：
“婚姻，这是我个人的事，怎么能由家庭包办呢？”
“什么？”父亲一听就来了火气，“儿女的婚事，就得由父母决定。这是孔夫子的道理，
天经地义，古来如此。你想改了章程，妄想！”
罗沛霖本想反驳，但父亲表情竟是那么严厉，不容他再发表什么意见。他只好暗暗下了
决心，不管女方条件如何，反正他是不能接受这桩婚事。何况，他也知道，母亲经营房产，
需要凭着这种关系借到资金，因此他的这桩婚事，就不仅仅是家庭包办，而是更含有一种买
卖的性质，他就更不能接受了。但是，他正在上中学，自己还没有能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因
为那样做，势必要脱离家庭，和家里决裂，家里肯定会给予经济制裁，断了供给。这样一来，
他就不能继续上学了。他只能采取迂回的战术，拖延的办法，尽量不和父母闹僵，等待时机
成熟，再一举解除婚约。好在自己年龄尚小，还有许多时间，可以从长计议。他相信，早晚
一定是会把婚约退掉的。
现在，罗沛霖请求郭纪纲给他出主意，如何按照法律，干净利落地办好这件事情。
郭纪纲很快便写来了回信，介绍罗沛霖去找一位上海朋友，叫濮舜卿，在上海法政大学
教书，同时从事律师业务。濮舜卿原来也在天津当律师，因被当地势力排挤，才到上海。找
她，可以帮助解决。另外，郭纪纲尽管觉得解除婚约对女方绝对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还是
说罗沛霖的要求也是正当的，她是支持的。
罗沛霖拿着郭纪纲写的介绍信，去找了濮舜卿。濮舜卿很热情，一口答应下来，并且嘱
咐罗沛霖要尽可能做好家里的工作，以便配合法制，顺利解决问题。
罗沛霖的父亲已于今年春天去世，家里还有年迈的母亲，他解除婚约，必然会给孤寂的
母亲又一次打击。他不愿让母亲伤心，但解除婚约的事又不能再拖下去，他就是不为自己考
虑，也要为女方着想，不能再继续耽搁人家。于是，他给五姐写了一封信，说明准备办理这
件事，希望她能够帮助做母亲的思想工作。
不久，罗沛霖收到了五姐的回信。五姐本人就表示反对，她要求罗沛霖不要这样做。另
外还说，她现在也没法帮这个忙，她正在怀孕，不方便。
没有别的办法，罗沛霖只好又去找了濮舜卿，说解除婚约的事暂时搁置。搁置，不是不
办，只是再等一等，他先安排一下自己的工作再说。
这是1935年7月，罗沛霖还不满二十二岁。他是1913年12月30日出生于天津，第二年，
便随父母移居北京。他的家庭，在他祖父一代，还是寒素的。祖父给天津士绅王某做帐房先
生，因为这种关系，父亲才得以附读王氏家塾学习文化。
罗沛霖的父亲叫罗朝汉，后来进了电报界，当了电报生。罗沛霖记得父亲有一个朋友，
丹麦人，叫蓝佩克。大北电报公司是最早进入中国的电信企业，丹麦资本，十九世纪末由海
参威放水缆到中国，这条线经莫斯科到西欧。父亲和舅父二十世纪初在天津共同创办电报学
堂，是中国北方最早培养电信人员的场所，蓝佩克曾经参与教学工作。因此，估计罗沛霖的
父亲曾在大北公司任职。在罗沛霖读小学时，父亲已经当上了北洋政府的北京电话局局长，
前后十余年。他做事干练、正派、清廉，并且成为名画家，画竹兰石。在文物鉴赏收藏方面，
也有一定的名气。
1920年春天，罗沛霖满七岁时插班上小学一年级，是有名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刚发生半年多，正是高潮时期。北京师范大学在运动中是走在前边的，
附小也不例外，二年级就改教白话文，加一些文言文，也只占三分之一。而且，学制很快便
改为六年。
父母似乎并不注意罗沛霖幼年的学习，只顾公务应酬，吟诗作画。家里奉养着太老师蒋
兰，主要是教罗沛霖的姐姐们习作诗文。母亲教罗沛霖读《孟子》，但他不感兴趣，总是背
不下来。母亲倒也不勉强他。还教他读白居易的诗，特别是新乐府，这他倒是比较喜欢。罗
沛霖的记忆力虽然不错，但背诵能力却始终不佳。在学校和一些同学议论，反对读经，也反
对背诵。
罗沛霖的四姐因抗婚未嫁，托言留在家里侍奉父母。她有一间窗户向北的书房，父亲给
她买了很多书，罗沛霖每天做完作业就到四姐的房里，坐在小板凳上，抚摸着书架上的书看。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他就问一问四姐。四姐整天读书，写字，画画，作诗作文章，对罗沛霖
也没什么要求。罗沛霖很喜欢四姐房里那本《天工开物》，里边有图画，有各种机械。
五姐和四姐一样，基本上是自学，只在北师大附中念过一年。
在夏天，母亲就在地板上铺个席子，盘腿坐在上面，读《晨报》上的白话文学作品，有
中国鲁迅、胡适、闻一多的小说、杂文、诗歌，有俄国爱罗先珂的童话，有印度泰戈尔的诗
歌。姐姐们则是朗声诵读。罗沛霖便也常常跟着母亲和姐姐们一起欣赏，只是他不能像母亲
那样盘腿坐着，而是仄歪着，甚至干脆就趴在席子上。
被罗沛霖称作太老师的蒋兰 是母亲和舅父的老师，他来了以后，父亲便把侧院两明一
暗的房间让他住，明间作书房，几个大些的姐姐有座位，六姐、七姐、八妹和罗沛霖没有。
但罗沛霖也常到那里去玩。太老师不是“冬烘”，又非常平易近人，还叫父亲买《封神演义》
给罗沛霖看。多年后，罗沛霖看到一本中法战争的史话，有关于太老师的记述，说他是童生，
这是中秀才前的名称。还说他参加安南中法作战时在前方有一位重要将领阵亡，就是由太老
师扶榇返回北京的。那本书还选了蒋兰 的两首诗。太老师让姐姐们作诗，罗沛霖也跟着作
几首。太老师很喜欢罗沛霖写的一首描写暴风雨的七绝，并给他添写了第五句“旱魃夜半逐
雷公”，把它变成了乐府体。若干年后，罗沛霖自己写的这首诗全都忘记了，只牢牢地记住
了太老师给他添上的这一句。
母亲画中国花鸟，又有诗名，1924年有《梦仙诗画集》初版问世。后来天津艺术博物馆
还展览过不少她的作品，大约是恽南田一派的笔画。母亲在家里种了许多果木花卉，她喜欢
坐在花圃旁边写生，有时还带着儿女到公园里去画生物。罗沛霖觉得这很有意思，很开心，
不像关在屋里背古文那样枯燥无味。母亲还有一个大“暗箱”，像个反射镜似的大照像机，
毛玻璃有半米见方，用来摹画花卉，这很引起罗沛霖的兴趣。
在小学里，论分数，罗沛霖也能进入同班前五名。据一位姓唐的老师向别的老师介绍，
说罗沛霖这孩子真聪明，在智力测验中，他总是表现出色。一些亲友到罗沛霖家里来，往往
也都夸赞罗沛霖聪明。一位叫汪志青的国文老师在课堂上讲一些课外当代散文时，竟说班上
罗沛霖也能写得一样好。罗沛霖受到称赞，心里自然有些得意，但想到古代像孔融那样的神
童与李膺关于“大未必佳”的对话，觉得自己还差得很远，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尽管有这样
警觉，却也难免有自视颇高的倾向。好在附小的级任于老师对罗沛霖要求很严格，使他从小
就懂得人应有自知之明，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的道理。于老师是他和同学们十分敬爱的一
位老师。
罗沛霖虽然幼小，但却听人说，人应当有一个理想。可是他许久许久不知道这理想究竟
是什么，他总记得小学课本里有“真知灼见”这样四个字，于老师很强调它。罗沛霖心想，
追求知识和真理就是要树立的理想吧。
尽管罗沛霖生长在一个富裕的并对他多少有些放任的家庭里，但社会上的一些现象还是
不断地触动着他的心灵。在封建礼教的统治下，他的抗婚不嫁的四姐，终于抑郁而死；和早
夭的妹妹差不多年岁的小丫环被鞭笞流血；“三一八”事件时，客人到他家带来大学生被残
酷枪杀的消息；大街上青年人举着小旗骑在石狮子上宣传抵制日货；军阀混战使他家多次搬
来搬去，不得不到天津“逃反”；由于灾荒，街头上出现许多流离失所的难民……这一切都
给罗沛霖强烈的刺激，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他的心灵充满了矛盾，有所抗争，但表现十分
柔弱，沉于安逸，却又不甘心。于是，罗沛霖便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追求“真知灼见”。他
喜欢某些古代人的愤世嫉俗，自己却只有向往而已。他很推崇“狷者有所不为，介者有所不
取”这两句古话，但总感到自己还不能完全做到。
显然，受父亲职业的影响，罗沛霖从小就对无线电和电信技术产生了兴趣。他家住在北
京厂甸的电话南局旁边局长宿舍，他到局里接线室看过。南局建设无线电时，立了二三十米
高的两个木杆，杆与杆之间拉了两根电线，罗沛霖想，这就是接收台的天线吧。这以前他家
住大木仓北京电话西局时，在材料场边，他看到过日本工人测试古河公司的电话电缆。他对
无线电和电信技术的爱好，可能从这个时候就开始萌芽了。
1924年冬天，父亲卸任回天津，罗沛霖插班入河东区行宫庙小学。他只记得英文老师的
口语很好，还有一门几何画法的课，很引起罗沛霖的兴趣。在整个小学期间，无论是课内上
课，还是考试，对罗沛霖来说，似乎只是例行过程，但成绩仍是很好。他的一部分时间和精
力，都用于他感兴趣的课外读物和课外活动上。这也许是幼时得之于他四姐的薰陶吧。
小学毕业后，罗沛霖考入国内非常有名的南开中学，那是周恩来的母校。他还是和上小
学时一样，对上课说不上用功，常是心不在焉，但分数却和上小学时大不一样，不是很好，
而是很差。因此，他不得不经过重新考试，才能获准入二年级。初中三年级的数学，也曾经
过补考。然而，罗沛霖却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各种课外书籍，从《呐喊》到《饮冰室文集》，
从茅盾的小说、曹禺的戏剧到《红楼梦》、《西游记》，从易卜生的戏剧到林译的《说部丛
书》，从剑桥大学的物理教科书到中文的微积分、电机设计、内燃机原理等等。一位在美国
留学的骆启荣和罗沛霖家认识，他像老大哥一样关心着罗沛霖，不断地给他寄来英文的无线
电杂志和物理化学手册。罗沛霖多半都读了，于是对数理化和无线电基本概念也就都有所理
解。教生物学的卞松年老师是留美回来的，罗沛霖向他借了一本英文无线电书籍，从基础知
识和交流电讲起，一直到接收机和发射机。罗沛霖自己又向美国国家标准局订购到一本讲无
线电工程学的权威著作，文字简练扼要，他也都读了。还有一本讲标准电感制备和计算机的，
他也大略地看了。他在高二时选读了一本静力学和一本较新的经典几何，还有比较简略的大
代数，从此他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几门课中，罗沛霖发现自己解题能力很强，而
且往往是不按常规解法。有一位叫张信鸿的老师对他印象很深，十多年后还在教学中和同学
们提到罗沛霖的特长。但因为罗沛霖还是老习惯，不重视课本作业和考试，习题往往只交一
少半。为此，张老师从来不给他高分。高三时，张老师教微积分和解析几何，罗沛霖考分属
全班最高，但张老师还是只给他C。六门功课他已有三门课得A，据说如不是给他这样一个C,
他就可以得到毕业奖金。这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惩罚，但罗沛霖也不在意，甚至颇为得意。
而且这位张老师，确实仍然受到罗沛霖多年的敬爱。
父亲与舅父创办的电报学堂，已由罗沛霖的堂兄罗椿林任校长。因为这层关系，罗沛霖
使用学校的电流计、电表等，也就很方便了。他自己也还做了无定向检流器，然后便自己动
手重复许多前人做过的电磁学实验。他参加了南开中学的无线电社，成为一名无线电爱好者。
他做过矿石收音机和单管收音机。而且每天下课后，他还总是和一个年龄比他大不多少的细
木工一起，跟他学习锯、刨、雕、凿等许多劳动技艺。
中学毕业后，按罗沛霖的学业、考分，不需考试即可进入南开大学。他也就登记了，以
备万一。也因为他已决心要入电机系，并想躲避婚事的缠扰，远离家乡，所以报考了上海交
通大学。交大也是一所名牌大学，当时也只有它才有电机系。罗沛霖同时还报考了清华大学
的机械系。这两个学校考试时，罗沛霖总是最早交卷，结果都录取了。名次都还比较靠前，
清华大学是在百分之四以内，交大是在百分之十五以内。考交大，大代数考题所依据的课本
比罗沛霖所学课本要深得多，他自己估计数学也就是能考25分。交大国文教师轻视白话文，
罗沛霖虽然能写文言文，但却习惯地写了白话文，给分可能很低。这样，他的总分当然也就
不会高了。多亏物理是他的强项，考了100分，这是他录取交大的得力之处。在高中三年级
读大学物理，是南开大学名教授吴大猷兼课讲授。虽然罗沛霖对物理感兴趣，但所选课本内
容较少，罗沛霖也没有认真听讲做题。但他却在课外通读了一套包括静力学、电磁学、动力
学、声学、光学、热学等知识的英国大学物理学课本，学到了很多东西。可见，罗沛霖还是
认真读书，而且读一页就确实懂一页。
入大学以后，罗沛霖仍然是过去的老习惯，不重视听课和作业。但第一学期物理考试96
分，在全年级来说这是难得的高分。损失的4分，是因为有半道题是讲师贾存鉴先生课堂上
讲的，罗沛霖没有听，也就没有作笔记。贾先生规定大考只作90分，另外10分看平日习题，
可是罗沛霖却一次习题也没交过。贾先生爱才，因为罗沛霖的考分实在太突出，就破例送给
他那10分，被同学们传为佳话。化学、数学的成绩还在前列，国文课却遇到了麻烦。国文老
师重文言文，最高作文分可得98分；轻白话文，最高作文分只得78分。罗沛霖没有屈从老师
的要求，不仅使用白话，并且还少交了作文。在班上他也不用心听课，还顶撞老师，老师又
暗地扣了罗沛霖平日作文10分。结果竟让罗沛霖得了59.25分，成为本班的大笑话。罗沛霖
不服，坚持据理力争，老师只好给以改正，给了他60.1分。第二学期，罗沛霖也就尽量多作
文言文，因此也就常得98分。教授命题《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朋说》，罗沛霖以反义
立论，学唐宋体，短短数百字，带有不规则节奏感。老师批曰：“古色古香”。以后，老师
不再和他为难。
罗沛霖平日不注意听课，不做习题，只在考试时念一下，大约也能把课本念到百分之六
七十，比教师所讲不少，而且是读一句懂一句。只不过和教师所讲不完全重合，所以尽管一
年级很出色，总分数还是较差的。
罗沛霖毕业获工学士学位。但他犯了老脾气，拒绝去照那张毕业像，因为必须要戴一顶
学士帽，他认为这很滑稽。因此，同学们送他一个外号：Monster（怪物）。
虽然一时还不能解除婚约，但罗沛霖并未急躁。他一心想着，抓紧时间把工作安排好，
自己有了经济实力，也就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解除婚约也就不成问题，只是早一天晚一天
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