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那年远离父母，只身一人到外地求学。报考志愿的时候一心想着远点再远点。真的飞走了，才体会到家的份量。每天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信差在落日的余辉中送来大捧大捧的信。三五成群的女孩子挤在本就狭窄的走廊，看信差娴熟地把信分进不同的信箱。一封封信飞落在信箱里独特的回响，对每一个等待的心情而言，都是最动听的乐章。
父母的来信每每都是由母亲先写，不厌其烦地叮嘱饭要好好吃，天凉了记得加衣服，等等。信的末尾再由父亲总结性发言两句。信的内容至今大抵都已经记不清了，记得的只有父母殷殷的关怀和切切的希冀。
第一学期末，我认识了明。
明二十岁大学毕业，回家乡的一所师范大学任教两年，又考上我们学校的委培研究生。毕业后导师留他两年搞一个项目。明有个漂亮的妻子，公派去美国就再没回来。
周末去跳舞的时候总能碰到明。明的舞跳得公认的好。其实我乐感特差，身体协调性也不好，但不知为什么有明带着就觉得很自信。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也能碰到明，明总比我去的晚，因为去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他，不知什么时候就坐在我的对面了。到图书馆闭馆了，明就很自然地陪我走回宿舍。明偶尔也约我周末去看场电影或者录像什么的。
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过得很快。期末考试提前结束，因为我们全体新生要到某偏远山区的军营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军训。
枯燥乏味的军训期间，我收到父母一封来信，口气异常严厉地责问我关于明的事。父亲三十年前毕业于我所在的大学，我丝毫不怀疑他有成沓的老友故知可以帮他打听关于明的一切。
我觉得父亲小题大作，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回信坚决否定了父亲可能听到的那些传闻。
军训结束回到家里，父母再没有提起明的事。如果不是夹在书里的那封信，我真的怀疑他们是否曾经就这件事“发难”于我了。
回到学校，明来找我。寝室的同学出去说我不在，带回明送的他家乡的特产。我坐在上铺，看她们开心地享受着口福的同时，还不忘了善意地调侃着我和明。
明又来过两次，很不巧我都“不在”。偶尔打电话来，连有着一张晚娘脸的传达室大娘那一关都过不了。
我开始和别的男孩子约会。不上课的时候就在寝室里织毛衣。
星期六又有男孩子约我去跳舞。下了楼，那男孩子西装革履地站在门口的路灯下，一脸明媚灿烂的笑。揽着我转身离去的瞬间，仿佛看到明就在路边的阴影里，好似路过不经意地伫足。
约我的小男生舞技平平，所有的舞曲都是两步。一边原地不动地晃荡，一边卖力地讲述着宿舍里的奇闻，课堂上的逸事。我被他带得头重脚轻，正盘算如何开口逃跑了事，一眼瞥见明在不远处凝望着我。
一曲既终，是舞会中场的点歌项目。主持小姐甜美地提到我的名字，说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为我送上这支《光阴的故事》。歌手是学校高年级的学生，很有些名气。略带沙哑的嗓音，适时地变调和拖长博来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尖叫声、口哨声。我想逃离，两条腿却灌了铅般的停留在原地。
舞曲再响起的时候，明出现在面前，征求我的小舞伴可否请我跳支舞。小男生不置可否之间，明已经拥着我滑出很远了。
我机械地配合着明的舞步，不知如何开口或者如何答复。
“我不可能象那些小男孩一样天天去找你。”明终于说话了。
我听到自己陌生而刺耳的声音：“你有这个资格吗？”
“我有！”明回答得迅速而果敢。
“我们走，现在。”明又说。
舞曲一次次响起，可怜的小男生再也没有等到他的舞伴回到身边。
接下来的一年混沌而伧促。因为学年结束，明就要回去了。除了白天上课，晚上回宿舍睡觉，我们珍惜能够在一起的每一分钟，仿佛是在疯狂地透支这一生一世能够共同渡过的时光。
我依然定期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接到父母的来信。只是给他们的回信越来越难写了。我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默默地注视着我和明，却不知道这略带责备和忧伤的目光是来自父母还是来自明远在异国他乡的妻子。
夏天终于来临。随着四年级学生的行将毕业，校园里一年一度的离别愁绪愈发地浓重了。门口一条街上几间简陋的小饭馆里夜夜笙歌，不时有喝得酩酊的学生晃出来，高声叫唱，“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
【原稿遗失两页——作者】
我随身带着信纸，课堂上想到什么也会随手写下。每隔两三天便寄出厚厚的一沓。明也是如此，但相对于我随心所欲、杂乱无章的意识流，明的来信更有条理。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明会坐下来，静静地整理思绪，告诉我他的教学、他的科研、他对我的思念。。。。
有一次明寄来一封挂号信。信中夹着一把崭新的钥匙。明说学校破例分给他一套两居室，希望有一天我能用到这把随信寄来的钥匙。信的末尾明说他离婚手续办完了。
四年级的课程更少，同学们纷纷着手联系工作。明的来信开始提及要我毕业后去他所在的城市，以他目前的能力足以为我安排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
我给明的信越来越不知所云。听了姜育恒的《戒烟如戒你》，便把整首歌词默下来寄给明。
明回信说，中国有句古话“哀大莫于心死”，但他却是哀大莫于心不死。
我不太明白明是说动员我去的心呢还是等我的心。
父亲借出差机会到学校看我，也为了毕业分配。送父亲走的路上，我几次开口想说关于明的事，话到嘴边又变了题目。出了校门，父亲执意不让我再送。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泪水无声地在脸上滑落。
我终于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很长，足有十几页。
明问我为什么给他的信短了、少了，问我是不是又在和什么小男生约会。我无言以答。
父母的回信很短，只有半页。
我写给明的信更短、更少了。
毕业后我还是到了北京。偶尔给明打电话，明的声音听起来总是累累的没有力气。下了班就和同事们通宵达旦地唱卡拉OK，蹦的。我不给自己时间去想分手总是迟早的事情了。
从西北出差一个月回来，办公桌上放着一个两年多来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信封。我迟疑了很久才打开来看，果然是明说他不能再等了。
我把信锁进抽屉，没有回复也没再给明打电话。
阳历年过后，有个到明所在的城市出差的机会，本来不是安排我去。我跑到头儿的办公室，门也没敲就闯了进去，没头没脑地说派我去吧。看着头儿身后那张中国地图，拼命不让自己哭。
两天以后，我踏上了去明那里的火车。火车愈开愈近，我却觉得离明愈来愈远了。
到了目的地，住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谢绝了接待单位晚饭后的活动。我打了个车到明的学校。当地只有那一所高校，所以并不难找。而那里的一切曾无数次地出现在明的信上，陌生又熟悉。
我几乎没费什么劲就找到了明的住处。我敲了敲门不见有回音，只好掏出自己的钥匙碰碰运气。
门随着钥匙的转动打开了。我摸到开关，返身关上门。
屋子显然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一间卧室里摆着一张床，写字台和衣橱都没有上漆。另一间屋空空荡荡地堆放着些杂物。同样空旷的客厅里随意摆放着两把藤椅、一个小圆桌。厨房很干净，因为几乎看不到开火做饭的痕迹。
我拉过一把藤椅坐下，不知是去是留。
楼梯上响过一阵仓促的脚步声，接着是钥匙相互碰击的金属声。我抬头看到明站在门口，过了一会儿身边又多了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
后来想起那情形实在尴尬。客人堂而惶之地坐在屋里，主人和准主人站在门口。
明帮我们做过介绍，接着又说，
“我在下面看到窗户亮着灯，就想着是你。“
我和明对坐着沉默，明一支烟接着一支烟。那个女孩子给我们倒了水，俨然女主人的身份。因为没有多余的椅子，便坐到里屋写字台前去了。屋里很静，静到听得见明的香烟燃烧烟丝的声音。
我终于起身告辞，明送我到校门口打车。我说你回去吧，还有人等你。
明问第二天是否有时间一起晚饭？
我说不一定。我再打电话给你吧。明又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转了头没再说话。
我用两天的时间完成了原定一个星期的工作，匆匆定了返京的车票。连当地著名的风景也无心去了。临走我才给明挂了个电话。明说你等等我来送你。我想起明每次去学校看我都不告诉我去接，我曾经给他写过“你来时/我没有去接你/你走时/风里雨里我都要去送你”。
那是一趟过路车。因为是半夜，上车的人不多。在月台上，我把明的钥匙取下来还给他，返身上了车。找到铺位坐下，明还站在月台上。我心里有一个故事的结局，女孩在火车开启的刹那冲了下去，扑到月台上那个男人的怀里。书上应该都是这样写的吧。但我只是坐着，火车启动了，把月台上的明越抛越远。
回到北京后着实忙了一阵，忙着换工作，忙着般家，忙着谢绝身边好心人一次又一次的提亲。电话越来越方便，信便写得越来越少；朋友们越来越忙，即便在同一座城市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倒是网络的发展和普及，和许多已经失去了音讯的朋友又取得了联系。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上网收妹儿。圣诞节元旦的时候，形形色色的“贺卡”妹儿大有把邮箱撑爆的架势。
只有一位在外地某报社的朋友，不定期打个电话，还不定期地给我写信。于是看他飞扬的行草就成了一种享受和奢侈。后来他们报社普及电脑发排，享受和奢侈也成了记忆。但是依然能接到在电脑里打印出来的铅字，固然整齐漂亮，却觉得冰冰的没有暖意。再后来朋友把给我的信排成报纸的版面，活泼的插图配着精致的文字倒也别具一格。春节过后他来电话说跳槽到电视台了，前几天又打电话说已经开始上网，向我这个小师妹讨教申请免费邮箱事宜。
又是夕阳西下。我在路边买了份晚报，付钱的时候带落了一枚邮票。一阵风吹过，我背转身躲避风中的尘沙。小小的邮票随风而起，在空中翻转着似一只美丽的蝴蝶。